陸穀孫
那是8億人民8個樣板戲的“文革”年代。因為戲少，為疏解文娛饑渴，就一戲多演，連帶無線電加大街小巷的有線喇叭，無休止地播放其中的唱段，搞“飽和轟擊”。一次，學校請來一位禦用才子宣講，說江青同誌如何嘔心瀝血，巨細靡遺，精益求精培植那些樣板戲，一會兒指示正麵人物服裝上的補丁也應該打得整整齊齊，以免襤褸而損害高大形象（如不信，可看李玉和的鐵路職工製服），一會兒指示那兒的布景和燈光都要“出綠”，弄得內景像個戶外大草原。那種講座可不像今天的於丹或易中天，愛聽不聽由你，那可是師生必修的功課之一，要點名排隊入場。照例，聽完之後，隨即放一場樣板戲電影，就算你看過了N次，也得克服“審美疲勞”，虔誠正襟危坐，苦捱兩小時，看戲之後，各回所屬“連隊”（當時都搞軍事編製，“全國人民學解放軍”嘛）認真討論。無怪乎，一些“文革”的過來人聽說今天的教育部規定，作為國粹教育，樣板戲京劇進入中小學課堂，都麵麵相覷，怛然失色，以為要“王政複辟”了。
這邊銀幕上正唱得起勁：“獄警傳，似狼嚎，我邁步呃呃呃呃出監……”那邊後座突然傳來一聲高過一聲的“呼嚕”。黑黢黢的劇場中，大家齊齊往後望去，主要倒不是尋找聲音來源，而是想把這位不虔誠的觀眾趕快弄醒，免得麻煩。打呼嚕的是我的老師伍況甫先生，一位類似19世紀英國查爾斯?蘭姆（CharlesLamb)的人物：自己終身不娶，侍奉寡姐。這位伍先生與他的胞弟、同樣供職於我係的一位曾經鋒頭甚健的伍教授，迥隔霄壤。況甫先生永遠穿著一身比自己身軀小一至二號的衣物，上身的“人民裝”繃得連紐子也扣不上；圓口布鞋擠腳，行路如踮地；腦門覆一頂汙漬斑斑的“解放帽”，根本遮不住那肥碩的後腦。大一時，他來代課教過幾節語音，那發音字正腔圓，遠勝其侈談美學和文論的胞弟，而且一肚子的“雜學”，諸如olive乃地中海盆地特產，不是中國人熟知的橄欖，應稱“齊墩果”或“（地中海產）油橄欖”，panda叫熊貓是俗稱，學名應作“貓熊”，這些信息我從學生時代牢記到今天。我懷疑他是學過拉丁的。
伍況甫先生開會時永遠挑最遠的離群一隅落座，尋常不發言，也極少與人交談。孤形隻影，那時開會又無不“馬拉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小盹的條件反射。這時，隻聽見劇場裏一個尖利的女聲大喝：“伍況甫，儂要死啊，看革命樣板戲打瞌充！”那是來自紡織係統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位隊員的怒叱。事後，伍照例被一頓狠批。要知道，當年如對革命樣板戲大不敬，小則“吃生活”，大則吃“花生米”也有可能。上海不是有個說書先生在茶樓講樣板戲，難免添枝接葉，擺些小噱頭，結果真給槍斃了。不過，“熟則生狎”（Familiaritybreedscontempt)是條規律，譬如我的一位師弟打橋牌得一手多張同花好牌時，就會唱出“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成功將某種花色“打大”（即英文裏所稱establish）時，得意忘形，脫口而出，便是：“大吊車，真厲害……”師弟唱戲，天機盡泄，所以屢戰屢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