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組織的生產和信息費用
資本主義社會的標誌是資源由一些非政府組織如企業、家庭、市場所有和配置。資源的所有者通過專業化的協作來提高生產率，由此產生了對那種能促進合作的經濟組織的需求。當一家木材加工廠雇傭一位木工時，合作是在一個企業內部的專家之間達成的，而當一位木匠從伐木工那兒購買木料時，合作則是通過市場（或企業之間）來實現的。經濟組織理論必須正視兩個重要的問題——即要解釋那些決定通過專業化與合作生產的所得是否比在一個組織內（諸如企業）或是通過市場更高的條件，以及解釋這種組織的結構。
一般認為，企業的特征是通過比普通的市場擁有更為優越的權利（如命令、強製或對行動的紀律約束等）來解決問題的。這是一種幻覺。企業並不擁有自己所有的投入，它也不具有命令、強製及對行動的紀律約束等權利，這同任何兩個人之間普通的市場合約沒有絲毫不同。對於因你損害我們的交換協議所導致的任何損失，我們隻有中止同你未來的業務或訴諸法院來獲得補償，從而對你進行“懲罰”。這一切確實是所有雇主都能做到的，他可以解雇或控告別人，正如我們可以不再從我們的食品商那兒購買食品以解雇他，或控告他發送劣質食物一樣。那麼，所謂的企業管理工人以及向他們分派任務的權力到底具有怎樣的內容呢？這確實同一個微不足道的消費者所具有的管理他的食品商，並向他分派各種任務的權力沒有什麼不同。單個的消費者向他的食品商所分派的任務，就是誘使食品商以雙方都能接受的價格提供的商品。這一切確實是每個雇主對他的雇員都能做到的。至於他對工人的管理、指導或分派各種任務的說法，則是一種需要注明的令人費解的方麵。它們事實上是雇主繼續參與使雙方都能接受的合約條件的再談判，他告訴雇員打印這份信件而不是發送那份文件，就像我們告訴食品商賣給我們金槍魚而不是那塊麵包一樣。我們沒有從食品商那兒繼續購買食品的合約。無論是雇主還是雇員都不會被那種必須繼續他們之間關係的合約義務所束縛。雇主與雇員之間的長期合約不是我們所說的企業組織的實質。我們的食品商可能會對我們每天的報酬以及對他的服務和物品、甚至那些不常標價的物品的購買進行運算——因為我們不了解它們是什麼——並用他的行動來證實我們對他的需求導向……他不是我們的雇員。
那麼一個食品商同他的雇主之間的關係與他同他的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究竟有哪些差別呢？差別就在於一個隊對投入的使用，以及在所有其他投入的合約安排中有些團體處於一個集權的位置，它是一個隊生產進程中的集權的合約代理人——它並不具有更為優越的強製性指令或懲戒權力。一個隊生產進程的確切含義是什麼，以及它為什麼會誘致一種被稱為企業的合約形式呢？這些問題促成了本文的研究。
計量問題（TheMeteringProblem）
經濟組織通過投入所有者的合作，將會更好地利用它們的比較優勢，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報酬的支付與生產率的一致性。如果報酬的支付是隨機的，也不考慮生產者的努力，這種組織就沒有提供生產努力的激勵；如果報酬與生產率負相關，這種組織就是具有破壞性的。因此，在經濟組織問題上有兩個至關重要的需求——計量投入的生產率以及對報酬的計量。
計量問題有時可通過競爭性市場上產品的交換來得到很好的解決。因為在許多情形下，市場可以使生產率與報酬之間建立很密切的關聯。如果一位農民在現行市場價格下使小麥產出增加10％，他的收益也即增加10％。這種組織經濟的活動方式是對產出的直接計量，它反映了邊際產品及分配給資源所有者的報酬正好同它們產出的直接衡量相一致。這種分散的市場交換在促進生產專業化方麵的成功，要求市場報酬的變化對相應的產出變化負責任。
在經濟學的從邊際生產率到收入分配的經典關係中，貫穿著的一個內在假定是，存在一種組織（它或是市場，或是企業）能使報酬到資源的分配與它們的生產率相一致。經濟組織以及計量生產率與報酬的經濟方式問題，在生產與交換的經典分析中並沒有得到正視。相反，這種分析傾向於假定存在一種充分的或零成本的經濟方式，好像生產率能自動地創造出它的報酬似的。我們推測其因果導向是顛倒了——特定的報酬支付製度依賴於對特定生產率刺激的反應。如果經濟組織的計量能力很差，報酬與生產率之間隻有鬆散的聯係，生產率將較低，但如果經濟組織的計量能力很強，生產率就較高。那麼，是什麼使得計量問題發生困難，從而誘致那些能節約計量費用的方式呢？
隊生產（TeamProduction）
當兩個人聯合將一重物運上卡車時，我們隻能觀察到他們每天裝載的總重量，卻無法決定每個人的生產率。在隊生產條件下，如果僅僅觀察總產出，就很難確定單個人對他們聯合投入的產出所作出的貢獻。按照定義，產出應屬一個隊，而且它還不是每個分成員的分產出之和。隊生產Z至少包括兩種投入Xi和Xj，a2Z／aXiaZj≠O。其生產函數也不能分解為僅包括投入Xi或Xj的兩個生產函數，因此，不能將Z的兩個分生產函數之和作為隊生產函數Z。（舉一個分開的例子，Z＝aXi2＋bXj2可分解為Zi＝aXi2，Zi＝bXj2，Z＝Zi＋Zj，這不是隊生產。）這裏的奧妙就在於Z所獲得的一些生產技術大於Xi和Xj分別生產Z時的情形。如果通過隊生產所獲得的產出大於Z的分生產之和加上組織約束隊生產成員的成本，就會使用隊生產——這是本文的核心。
對於通過合作行為為什麼能獲取收益，通常的解釋是依賴於它所從事的交換與生產比分別加總的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專業化原理。但正如上文所表明的，合作活動的所得來源中包含著一個隊的運作，在這裏單個的合作性投入並不能產出同一的可以加總成衡量總產出的分產品。這種合作性的生產活動，我們在這裏稱之為隊生產，由它來衡量邊際生產率，以及與之相一致的比分生產函數更為昂貴的報酬支付量。
再重複一下，隊生產是這樣一種生產：（1）使用幾種類型的資源；（2）其產品不是每一參與合作的資源的分產出之和，由一個追加的因素創造了隊組織問題；（3）隊生產所使用的所有資源不屬於一個人。
我們並不想探究所有聯合使用的資源為什麼不是為一個人所有，而是想了解在隊投入的所有者之間所使用的組織、合約類型以及提供信息和報酬支付的方式。針對一個所有者的情形，僅僅注明以下幾點也許就足夠了：（1）禁止使用奴隸；（2）可以假定，避免風險是一個人不去借足夠的錢來購買所有的資產或服務而是去租賃它們的一個原因；（3）購買-再售賣很普遍，以致於短期所有的成本超過了租賃成本。我們所要關注的基本問題是不同人之間的一種組織，而不是關於有形物品或服務，盡管前者大多是後者的各種組合的篩選和選擇。
一個隊應如何向它的隊員支付報酬，才能誘使他們有效地工作呢？在隊生產中參與合作的隊員的邊際產品並不是可以如此直接地和分別地（即廉價地）觀察得到的。一個隊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是整個隊的，而不是每個隊員的邊際產品，對隊員邊際產品的計量與確定的成本產生了新的組織方式。把握每一投入的生產率的線索是觀察單個投入的行為：當一個人將貨物搬到卡車上時，他轉向裝運下一件貨物的速度有多快，他吸了幾口煙，被舉起的貨物有多大程度傾斜於他那邊？
如果對這類行為的監察沒有費用，就沒有人會產生偷懶的激勵，因為誰也無法將他偷懶的費用強加給別的人（如果他們的合作是自願達成的），但是既然相互之間的監督必然要付出費用，每一個投入的所有者在作為隊的一員時所具有的偷懶激勵，就比他不在隊裏工作或雖在隊裏但容易監督時更大。如果經由隊生產而使淨生產率增加，並造成與維持隊的秩序相聯的淨計量費用，隊生產所依賴的就不是分別的單個產出的大量雙邊交換。
無論是閑暇還是較高的收入都將進入一個人的消費函數。因此，每個人將會調整他的工作與可獲得的報酬，以使閑暇和實際產出的生產之間的邊際替代率等於他的消費的邊際替代率，即他將調整其工作率，以使他的閑暇與產出的需求價格等於它們的真實成本。但是，由於存在偵察、檢測、監督、衡量和計量費用，每個人都將被誘致享受更多的閑暇，因為他的產出與閑暇之間可實現的（報酬）替代率的休息效應將低於真實的替代率效應，他的可實現的閑暇成本將比真實的閑暇成本下降更快，因此他將會“購買”更多的閑暇（即更多的非現金報酬）。
如果他的休息不能在零成本下被完全監察出，那麼他的效應的一部分將會由隊中的其他成員來承擔，從而使他休息的可實現成本低於隊的總真實成本。由於這些行為在監察上的困難，使得他的行動的私人成本低於它們的全部成本。既然每個人是對他私人的可實現的（生產）替代率，而不是對真實的總（即社會）替代率作回應，因此，隻要其他人對他轉向休息的監察是有費用的，就不會（向他們）支付補償以迫使他進行以實現真實成本的再調整。隻有做出足夠的努力才能使監察的邊際所得等於監察的邊際成本，這意味著它比在一個沒有監督或計量費用的世界生產努力率更低，偷懶更嚴重。
在大學裏，係一級使用的辦公電話、紙張和私人使用的郵件往往超過了大學生產率。大學的行政管理者可以通過識別各種情形下應對此負責的人來阻止這類做法。但是，這隻有在行政管理者願意承受的費用更高時才能做到。識別每個人的額外成本（而不僅僅是識別這類活動的存在）會超過係裏這類“卑劣的小過失”的遞減所帶來的節約。因此，係裏往往允許一定程度的“特權、津貼或附加收益”。由於這類令人愉快的靈活掌握的活動（在可接受的成本下）無法縮減，學校所支付的現金工資總額就較低，報酬中現金的支付較少，而閑暇、便利和工作更加容易等形式的支付較多。但是，每個人仍然寧願看到監督更為有效（如果以某種方式進行的監督是沒有費用的），因此，他現在作為更為有效的生產隊的一員，就可能被支付更高的現金報酬和較少的閑暇。如果每個人在零成本下可使他的報酬獲得率達到真實的生產可能性實際率，那麼所有的人就可能會實現一個更加滿意的境況。遺憾的是，對這些應負責任的人的監督是有費用的，這種費用就相當於對勞動的報酬征一種稅。可行的偷懶就是其結果。
應組織怎樣的隊生產形式才能使監察“實績”（即邊際生產率）的費用較低，並使個人的可實現的替代率接近於真實的替代率呢？從原則上講，市場競爭可以監督一些隊生產（它已組織成了隊），那些不是隊成員的投入所有者會作為對隊的一個較小份額的報酬的回報，來替代那些過度（即要支付過量的補償）偷懶的成員。潛在的隊員之間的市場競爭將決定隊的成員構成及個人的報酬，這裏沒有隊領導、管理者、組織者、所有者或雇主。由於這種對工作的分散的組織控製，外來者也許在觀察了每個隊的總產出後，掂量他作為隊成員時的能力，然後通過市場競爭過程，而使經過休整的隊能夠產生更大的生產能力。隊中現有的成員也將恐於被那些隻需支付較低報酬的外來者或隊中其他成員在支付較高報酬時就提供服務的人所代替。任何預期他偷懶所降低的產出績效將不會歸咎於他人，如果他的活動能被發現，他將會被替代。生產性投入的隊正如商業團體一樣，將演化成明顯的自發的市場——它沒有任何集中的、有組織的代理人、隊的管理者或老板。
但是，也不能期望單個的市場競爭能實現完全有效的控製，理由有如下兩點：第一，由於這種競爭是完全有效的，作為隊成員的新的挑戰者必須知道偷懶者在哪裏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即要知道同他們所替代的投入相比，他所能增加的淨產出。現有的同伴之間識別偷懶在一定程度上也許可能是真實的，但是根據定義，對於隊生產來講，通過觀察隊產出來監督偷懶是有費用的。第二，假定存在監督費用，並假定新的投入所有者為了保住在隊中的位置，他必須接受一個較低份額的報酬（或允許生產更多），那麼他偷懶的激勵至少仍然和他替代的投入的偷懶激勵一樣大，因為他所承擔的費用仍然低於他應負責的整個隊產出的降低。
古典企業
減低偷懶的一種方式是，由某人專門作為監督者來檢查隊員的投入績效。但是，由誰來監督監督者呢？對監督者的一種約束是我們上麵所提到的由其他監督者所提供的市場競爭，但是由於已經給出的原因，它也不是完全有效的。另一種約束是對監督者施加影響，授予他對於隊的淨收入及向其他投入支付報償的權力。如果合作投入的所有者同意監督者可以獲取規定的數額以上的任何殘餘產品（可望是其他投入的邊際價值產品），這樣監督者就獲得了一種作為監督者不再偷懶的追加的激勵。監督的專門化加上他對作為一個殘餘權利者身份的依賴，將使偷懶減少。建立與企業的古典經濟理論的追加聯係是必須的，享有殘餘權利的人將如何監督投入呢？
我們使用“監督”一詞來意指除它所含的紀律以外的一些活動，包括對產出績效的衡量，按比例地分配報酬，以及作為監察與估計投入的邊際生產率的方式來觀察投入者的投入行為，並給出應該做什麼和怎麼做的分派與指令（正如我們後麵將要表明的，它還包括強製性地終止或修改合約）。通過足球教練與足球隊長的對比也許有助於我們的理解。教練選擇戰略、戰術，並傳遞關於使用何種規則的指令，而隊長實際上是更接近隊員的績效的觀察者和報告者。後者是一個觀察性的管理者，而前者則是一個監督性的管理者。就現在的分析目的而言，所有這些活動都包括在“監督”的標簽下。原則上講，所有這些方麵都是通過市場所進行的談判，但是，我們已假定，這種對邊際生產率的市場衡量以及對工作的再分派，在隊生產下也不是能很廉價地實施的，尤其是如我們的分析所表明的，市場中隊生產的團體間的合約談判費用，並不比在這裏所注明的組織中對單個成員績效的監督費用更高。
獲得殘餘報酬的專家將成為隊成員的監督者（即他將管理合作性投入的使用）。監督者通過他所帶來的偷懶的減少來獲取他的殘餘，這不僅包括經他同意支付給投入所有者的價格，而且包括觀察與指導這些投入的行為與使用。管理與檢查隊生產中所使用的投入的方式，就是隊產出中單個投入的邊際生產率的計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