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走在街上時，街上總是連個鬼都沒有。太陽就在我的頭頂。我看不見它，但是它看得見我。我有我的事要做，但太陽沒有工作。所以這個無聊的家夥總喜歡死盯著我，跟我玩同一個遊戲——我把它叫做“影子遊戲”。他總是先把我的影子慢慢地壓短，再一毫米一毫米地拉長。剛出門時，它把影子鋪在我麵前，我進一步，它逃一步，任你怎麼趕總也趕不上。玩膩這一套後，它會把影子藏到我身後，我走一步，它追一步，任你怎麼甩總也甩不掉。就這麼個無聊的遊戲，我已記不清它跟我玩了多少次。反正我們那裏死一個人我就得出一次門。我出一次門，它就會跟我盡興地玩上一次。它樂此不疲，我也樂此不疲。但我不知道我的傘是不是也喜歡這遊戲。我很想問一問它，但一直沒問過。因為問了也白問，它從來都不吭聲，它總是把牙床咬得死死的。其實它的嘴是我讓閉的。如果我把傘撐開，保不準它就會吭聲。“悶聲不響是個賊。”也許它比我還喜歡吹牛呢。任何事都說不準的，除非你親眼看見。我說過，我隻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麼多年了，我從來沒把它撐開過。因為我不喜歡看見一個比我還會吹牛的家夥。這樣解釋不大好。我有更好的解釋：既然它是我身體的一部分，那麼它就得像我一樣有自己的職業道德，而它的職業道德就是——把嘴閉上。
事實上，它根本就沒有張嘴的必要。走在路上時，我會夾著它，它的任務是安安靜靜地躺在我的腋下。到了其中某一個該停下的院落，在我磕響門之前，我會把它放下來，小心地靠到門框上（傘把朝上傘尖朝下），它的任務是安靜、肅穆而又顯眼地呆在那裏。安靜的意思就是不能亂動，那姿勢必須保持不變，覺得累了躺到地上不行，想抖抖塵土翻個身不行（那樣就變成傘把朝下傘尖朝上了），最忌諱的是覺得渴了餓了就跟著我進屋，那可就闖大禍了。肅穆的意思就是得哭喪著臉，像我一樣，嬉皮笑臉是絕對不允許的。顯眼更重要，如果做不到這一條，那麼之前的安靜和肅穆都白搭了。顯眼的標準是，必須得讓主人在看到我之前先看到它。門開了條縫，探出來一個腦袋。如果那腦袋在看到我之前先看到了它，而它還哭喪著臉頭朝下腳朝上地靠在門框上沒動，那麼它的任務就算完成。接下去的事情就是我的了。我知道我的嘴在下巴上麵鼻子底下。“我來報信！”按照慣例這是第一句話。但這是一句廢話，我已廢棄不用多年。就像那把傘一樣，嘴巴有嘴巴的任務。但是，能不勞駕就別勞駕，這是我多年來形成的職業習慣。因為對我的嘴巴來說，一句話不是一句話。我讓它少說一句其實就是讓它少說一百句、一千句、一萬句。我碰到的腦袋有兩種，其中一種會直接說：“進來喝茶吧！”另一種會先說：“你等一下，我去通報！”讓我等上幾分鍾後卻還是那一句話：“進來喝茶吧！”
我一般不在他們家裏喝茶，雖然我很渴。我也從不吃他們的水果和點心，雖然我很餓。我把該說的話說完就走。我知道這一趟的工作才剛剛開頭，我必須用最快的速度把這個消息告訴給每一個應該知道的人。在這中間吃一口茶或者剝一隻桔子，都是違背我的道德準則的。如果他們理解我的職業，這件事本可以在門口就直接解決。一個人死了，這是一件最明白不過的事。要說清這件事用不了幾秒鍾，其實我隻要說一句“某某某死了”，事情也就了結。但是他們都樂意讓一件簡單的事情變得複雜。他們似乎更願意在客廳裏隔著水果、點心和杯盞來和我談論死亡這件事。那時茶還沒上，我發覺家庭的殷實程度與上茶的速度是成反比的，當然還有說話的速度。當他們慢條斯理地跟我說話時，我一直擔心著門口的那把傘。朝代換了又換，但這個世界上總是不缺少貪小便宜的人。我不怕別的，我是擔心那把傘落到別人手中又變成一把雨傘，這對它是不公平的。其實他們一直都在盼望著那個人死，我知道上茶和說話的慢是蓄意而為的，因為把內心的欣喜轉換成臉上的悲傷需要一個過程，而他們又希望這種悲傷能在我麵前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示。如果坐在我對麵的是一位女眷，她還得努力擠出幾滴鱷魚的眼淚。“他是怎麼死的？”他們反複問。難道“怎麼死”比“死”更重要嗎？我真是弄不懂他們。這個時候我總是犯困。我真想叫他們閉嘴，然後一頭倒下睡上三天三夜。但是他們還在問：“他是怎麼死的？”我不能睡著，我必須想辦法給自己提神。我的腦子像裝銀子的甏一樣，積蓄了太多種死法。而他們問的那個人的死法實在稀鬆平常，照實說太不過癮了。於是我的嘴開始不聽我的使喚。我的嘴說：他是笑死的，他一直活得很硬朗，他在後園的油菜地裏埋了很多甏銀子，但是那天大清早起來拾牛糞，他在牛糞堆裏看到了一枚銅錢，他就笑，他太開心了，他覺得天底下的好事都讓他—個人給碰上了。他一直笑，笑得刹不住，就笑死了。我的嘴又說：他是氣死的，他像那個人一樣，也活得很硬朗，也在後園的油菜地裏埋了很多甏銀子，但是那天他老婆把一根繡花針掉灰坑裏了，折騰了一天一夜也沒找著，他覺得天底下最倒黴的事都讓他一個人給碰上了。他一直氣，氣得刹不住，就氣死了。
從那家出來，我沒忘帶上門口的傘，但我又有點後悔（我已經後悔了很多次）。我怎麼會這樣說呢？我一定是瘋了。我記得那個女眷之前一直沒把那幾滴鱷魚眼淚給擠出來，但聽到這裏，眼淚說來就來了——不過是笑出來的。我要真是個瘋子就好了。但我不是，所以我是不應該那麼說的。作為—個報信的人，這樣做有違我的職業道德。我真想給我的嘴抽兩耳刮子，但那樣做顯然對我的臉不公平。就算是我瘋了，可他們難道也瘋了？我的嘴已經犯過很多次同樣的錯誤，但卻從來沒讓他們中的某個人感到詫異過。笑死也好，氣死也好，任何一種死法安到某個人頭上都是合適的。難道他們一直都在暗暗企盼著那個人照此死掉？可問題是我根本就沒提過死的那個人是誰。我已經試過很多次了。以前我是這樣跟他們說的：某某某死了！第一次我是真的犯了迷糊，我忘了死的那個人的名字。他們在我麵前放了一盤我從沒見過的水果，我真想嚐一嚐，但是我不能嚐，可我實在太想嚐一下了。對著那盤沒有名字的水果我就忘了那人的名字，怎麼想都沒想出來，我不得不含糊其辭地說了一句：他死了。可是，坐在我對麵的那個人馬上就意會到了：噢——然後又是問我怎麼個死法。這之後，我就不再說某某某死了。我直接跟他們說：他死了。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他們立刻又對號入座了：“怎麼死的？”事實證明，“怎麼死”的確比“誰死了”更重要。事實證明，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個盼死已久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