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政治史，足可以證明：除了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內，統治階級上層為爭權奪利，不惜製造動亂，鼓噪“必需大亂、特亂”外，無論是最高統治者，還是平民百姓，無不希望社會安定，人民能安居樂業。堪稱典型的是，據《李和文遺事》記載，北宋仁宗趙禎身上的玉帶非常漂亮，侍臣皆注目。仁宗回到宮內，問太監：“群臣為什麼盯著玉帶看個沒完？”太監答道：“他們從來未見過這樣珍奇的玉帶。”仁宗說：“這根玉帶應當送給外邦的首領。”身邊的太監們都說：“這是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仁宗嚴肅地說：“中國以人安為寶，此何足惜！”道理很簡單：如果安定的政治局麵被破壞，社會動蕩，天下大亂，對誰都沒有好處。但是，社會安定的保障，必須有強大的物質基礎與深人人心的精神支柱。而關羽，正是對國人精神支柱產生重大影響的曆史人物。
關羽是人，也是神；他的從人至神的衍化，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軌跡，適應了“人安為寶”的政治需求。
作為一個人的關羽，他的事跡，基本上均見於陳壽《三國誌》卷36本傳所載。要言之：他生於東漢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卒於獻帝建安二四年（公元219年）。字雲長，本字長生。美須髯。河南解縣（今山西臨猗西南）人。好《左傳》，諷誦略皆上口。後從戎，三國時蜀漢大將。劉備定西蜀，他留鎮荊襄。後與孫權軍作戰，兵敗被殺。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曹操曾表封關羽為“漢壽亭侯”，以酬其斬袁紹大將顏良之功。今日民間戲文，往往徑稱關羽為“壽亭侯”，這是誤解。其實，古人也有誤解者，乾隆時的考據家即已指出：“關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誤稱壽亭侯。”推清初大學者顧炎武考證，秦製十裏一亭，漢大體承其製，亭侯“則建武中似已有”矣，而且被封亭侯者，頗不乏其人。由此可知，長期以來，囿於正統思想，人們愛稱道關羽的“漢壽亭侯”，而究其實，那不過是個十裏小邑之主而已。
但是，關羽終於成了神，而且神權越來越大。這一造神運動，經曆了漫長的曆史過程。據《漢天師世家》謂，宋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第三十代張天師應宋徽宗所請，為解州鹽池降妖，徽宗問用何將，張天師即召關羽於殿左見駕，帝大驚，賜以手中崇寧錢，從此關公即成了“崇寧真君”，這是他受封之始。但是，正如清朝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其立廟之始不可考。俗傳崇寧真君封號出自宋徽宗，亦無據。”實際情況是，至遲北宋末年，確有關公廟的出現。就北京而論，有記載說，“關王廟，一在積慶坊，宋建。”別地方誌中，也有相關記載。可見北宋祀關公，並非空穴來風。解州鹽池，事關國計民生甚大，對關公更是倍加崇敬。有記載說，“至宋大中祥符之甲寅，鹽池大壞，關壯繆以陰兵與蚩尤大戰而破之，始為之建祠。至崇寧元年，加封關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又加武安王。蓋關自以桑梓之鄉，加意擁護。而鹽池之功，遂超鹽神而上之矣。”有的關公廟更被稱為“太平護國武安王廟”。也有資料說，從北宋到南宋，關公先後被封顯烈王、忠直公、義勇王、英濟王等。至明代，關公作為神，達到輝煌的頂點。明中葉後，時人驚呼“關廟自古今，偏華夷。其祠於京畿也，鼓鍾接聞，又歲有增焉，又月又增焉。”真是日新月異。至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恩齊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但祭禮時，正式稱帝，是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七月，禮部複題得旨之後。從此，關帝更是名震華夏了。
由此不難看出，在國勢積弱，強虜人寇，邊患日重的北宋末年以及明朝萬曆後期，關公日益被人神化，而終於成為眾神之上的最高尊神，正是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呼喚：需要一個文武雙全、勇毅蓋世的偶像，來護國保家，激勵世道人心，從而實現社會秩序的長治久安。清代學者曾指出，“漢以後稱勇者，必推關、張。”關公之名，“不惟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數百年，亦無人不震而驚之。威聲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虛也。”清關公出來伏魔——掃除“虜夷之患”，當然是最合適的人選或神選了。明朝人彭夢祖《題關公祠》詩曰：
我公赫赫雷在天，雖亡未亡千百年，戈戟森森乍明滅，處處拯人無危顛。慷慨無灑玉泉涕，萬戶屍祝同蒸祀。煌煌帝閽廟貌尊，填門拜壽歲複歲。籲嗟乎，古來如公幾丈夫，願公辟天關，提昆吾，東淨海氛西擊胡。這最後幾句的呐喊，可圈可點，實在是喊出了三百幾十年前人們對關公至誠至敬的深情呼喚，道出了關公何以在明後期那樣顯赫的緣由。嗚呼，國家不幸關公幸，這不能不是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