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倭寇打出“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旗號，欺騙中國人民，汪精衛便用以種族主義為核心的“大亞洲主義”的賣國理論極力鼓吹：歐美白種人在吞齧了紅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種之後，威脅了黃種人。中日同屬黃種人，屬同文同種，因此，中日之爭是“兄弟之爭”，“冤仇宜解不宜結”，完全可以“重歸於好”，“隻應為友，不應為敵。”
他從人種自救的目的出發，“舊本隻有兩條路，一條是以獨立滅亡中國，一條是與中國協力共保東亞。”因為中弱日強，由日本為首領導，改造東亞是天經地義的。故而中日戰爭是“中國解脫英美侵略勢力千載一時之良機。”抗戰伊始，汪精衛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頑固的主和派。
但他明白：自己雖然擔任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要職，實際上並沒有多少實權。為貫徹自己的議和主張，促使蔣介石改變既定的抗戰國策是汪精衛的必然結論，為此，他做出了如下舉動：直接麵諫與上書蔣介石。
“自盧溝橋事變以後，我對於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為此，“在南京未陷落前……為此事寫給蔣介石的信，達十封以上，當麵也說過多次”
陳璧君說，當時，汪精衛乃冒萬死諫蔣，道：“如不能戰，則不如和。”
蔣說：“抗戰易，和平難。”
汪精衛怒道：“謀國者不應以難易定進止，更不能作個人毀譽打算。”
汪精衛乘陶德曼調停之機，試圖逼蔣就範。由於倭寇“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計劃受阻，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和談”，以期盡快結束戰爭。汪精衛認為時機已到，積極推波助瀾，樂觀其成。1937年12月6日，在漢口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汪精衛通過了接受陶德曼調停的協議，企圖造成既定事實，逼蔣介石接受。13日，日軍占領南京後，提出了更為苛刻的條件，使蔣介石無法接受。但是，汪精衛認為機不可失，要剛剛上任的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
汪精衛對孔祥熙說：“假如我是你，一定簽字……你何必一定要去問蔣，他是負責軍事的，不好表態，你簽了字，他自然承認。”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汪精衛仍不死心，迫不及待地想恢複與日本的和談，獨與倭寇商談和談條件。至於這信，應該是他在為與倭寇和談打下基礎，在拉攏地方關係。
陶錫三心想，我在南京城埋葬死人，卻是迫不得已，說到當漢奸賣國，我也沒有這個能力，就是日後我做了南京政府主席也與政治無關。在這一點上，他是看不起汪精衛的。雖然當年佩服他寫那言誌詩歌，激勵了多少人的愛國熱情，誰知這時候他會叫“和談”？陶錫三覺得無趣，但又不好再說信的內容，隻是道：“汪兆銘有一詩倒寫得很好。”
喜文之人，自然感興趣詩詞，崛川靜夫便問：“什麼詩，念來欣賞一番！”
陶錫三道：“汪精衛是有名的美男，乃‘民國四美男’之首，其後是周恩來、張學良，梅蘭芳，胡適曾道汪氏之美，最美在其眼睛，說他眼中有俠氣。一九一零年，為回應保皇黨稱革命派是‘遠距離革命家’的指責，挽回革命的信心，汪精衛與黃複生，喻培倫等人入京行刺攝政王載灃，事敗下獄，留下了最富盛名的《被逮口占》。”
崛川靜夫心急，道：“這些不用說，你就把他的詩歌吟來聽聽！”
陶錫三想了一下，念道：
“銜石成癡絕，滄波萬裏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