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錫三道：“此信就當是皇軍交由老夫保管了？”崛川靜夫點了點頭，陶錫三見他同意，不僅不把信放兜裏藏，反把信紙和信封撕碎，丟到垃圾羅裏去。
崛川靜夫笑道：“陶先生乃一會之會長，將來的南京政府第一把手，對於如此重要的文件竟然順手就撕了？”
陶錫三謙卑起來，道：“堂堂國民黨副總裁哪裏會理會我這等三腳貓？這信怕是‘自治委員會’的有一些人故意從中搗鬼，想嫁禍於老夫，讓皇軍知道老夫與重慶政府有勾結，借皇軍之手取我一家老小性命罷了。幸得崛川君識破，救我一家也。這種似信非信，似函非函，如公文非公文的破玩意，怎肯去相信？”
“不是的，”崛川靜夫正色道：“那重慶來的間諜，在打聽‘自治委員會’的時候被憲兵隊抓住，帶回來嚴刑拷打，拒不承認間諜之事。直至被綁在老虎凳上打到皮開肉綻，還是不肯說，一直到把他弄死，才從他的鞋跟夾層裏抽出信來。”他說：“這樣的強硬的人才，我看除了‘複興社 ’和‘軍統’，再難找出第二個單位。”
陶錫三把頭搖得像個撥浪鼓，道：“不會不會！”，他知道，這些部門曆來不主張講和，相反，他們還到處抓捕親日人士，秘密處死。對於抗日，軍統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確。淞滬抗戰之前，國民黨大員們在南京開會，休會的時候，戴笠很堅定的說，這次我們一定要打了。吳稚輝問他，武器，經濟都差的那麼遠，拿什麼打呢？戴笠說：“哀兵必勝，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等不來獨立平等的。”
這句話給國民黨人帶來的震動很大，後來成了軍統對於抗倭的經典。
隸屬軍統的各個遊擊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隊，則深入倭寇占領區，開展廣泛的遊擊戰，對打擊倭寇和漢奸，起了不小的作用。沈醉先擔任虹口地區情報工作，為倭寇排擠不能立足後，轉而帶領特工潛伏人員深入瀏河，大場，直達前線乃至於倭寇占地區，親身擔任戰場調查工作，為中國炮兵部隊指示目標，鑒別戰果，鏟除漢奸，每日在生死線上徘徊，“飲水三餐皆不能為繼”，但沈醉和其它特工人員皆以苦為樂，絲毫不以危險為念，與前線官兵同進同退，死亡相繼，前後達數月之久。
這樣的人不可能給陶錫三送出這樣的信。而值得懷疑的，確實是汪精衛。
早年，汪精衛受民族主義思潮裹脅、推動，投身政治鬥爭。然從一開始，汪氏的民族主義總想就十分混亂，既滲合有大漢族主義乃至沙文主義的因素，又不能區分帝國主義時期的民族鬥爭與以前的民族鬥爭的質的不同，且往往將民族主義誤為種族主義。
辛亥革命前，汪精衛就宣揚過：必須由單一民族建立“民族主義的國家”。
在中國，須以漢族為主幹實行民族同化；在國際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將要建設單一民族統一的國家，這就是民族主義。
而民族帝國主義的含義是指本民族鞏固後，廣收他族以求膨脹。正是從這種錯誤的民族世界觀出發，“七·七”事變後，汪精衛荒謬地將倭寇對中國侵略類比於元朝滅宋、清朝滅明。他說：“中國曆史上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數次，全亡者兩次，這些亡，不是侵略者將我們四萬萬人殺盡，能將我們四百餘萬方裏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性的人，將自家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