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進士分為三等：
一等稱進士及等；
二等稱進士出身；
三等賜同進士出身。
擴大了錄取範圍，名額也成倍增加。
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
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對於屢考不第的考生，允許他們在遇到皇帝策試時，報名參加附試，叫特奏名。
也可奏請皇帝開恩，賞賜出身資格，委派官吏，開後世恩科的先例。
宋朝是科舉承前啟後的朝代，也是臻於成熟的朝代。宋朝以後直到清末宣統年間，科舉製基本上沒有什麼本質的改變。
宋朝初期雖然還處在南征北伐的半戰爭狀態，但趙匡胤對開科取士卻沒有絲毫懈怠，建國當年(960)便舉行了第一次科舉考試，錄取了19人。
唐、五代以來，每科進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寧缺毋濫。宋朝的首科，當然需要為今後做出表率，所以挑來挑去，選了19名佼佼者。
第二年再次舉行考試，隻錄取了11人。此後數年，每榜進士大約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僅錄取了六個人，可謂鳳毛麟角。
趙匡胤實行的是文人治國，靠這麼幾個人哪能填補全國眾多的職位！
為了籠絡士子，開寶三年(970)，他給主持科舉的禮部下了道聖旨，命他們整理近十年以及後周乃至後漢的舉子檔案，統計一下，看曆經15次考試全部終場還沒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
禮部經過仔細核查，列出了以司馬浦為首共計106人的名字。
趙匡胤大筆一揮：這些人實在不易，得了，統統賜本科進士出身。
在宋朝，這種進士有個專門的名稱，叫做“恩科進士”，即皇帝開恩特賜的進士。趙匡胤這次“恩科”玩兒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沒有道理，起碼能看出這位大政治家治國是何等靈活，籠絡人才是何等大手筆。此後的“恩科”一般隻涉及極少數人，這種情況在整個兒宋朝也不算罕見。
說完“恩科”這個特殊現象，還回到常規性科考上來。宋朝前期的科舉基本上承襲唐和五代，依舊是常科和製科兩大係統。
“常科”就是常設之科，類似今天高考等公開考試，國家規定大綱、內容、時間和具體程式。除進士科之外，還有諸科，包括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明經、明法、明字等科。
所有舉子都是每年秋季參加鄉試，中鄉舉者冬末會集到京城，次年開春，由禮部主持國家級統一會試。
所謂“九經”，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經典，“五經”則是西漢時確定的五部儒家經典，“開元禮”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禮書，也可以看成是實用“禮學”的專科考試，“三史”指《史記》、兩《漢書》和《三國誌》，可以理解為史科的專科考試，“三禮”指十三經當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可以看成是禮學理論的專科考試，“三傳”指《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可以看成是經部史書的專門考試，“明經”指全部經書的統考，可以看成是傳統經學訓詁類的考試，“明法”是法學考試，“明字”是字學考試。
關於“進士”和“明經”，則需要多說幾句。從唐代以來，舉子們最看重的就這兩大科，兩大科中，又以進士科為最。
原因很簡單：中進士者日後仕途非常樂觀，往往能爬到宰輔的高位，及第明經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終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過終生是個小業務官，很難掌握到權力。
“製科”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小範圍考試，這種考試形態源於漢朝的射策，唐代已經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漸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質的製科，也就是經常重複考試的製科題目。
太祖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三科；
仁宗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帷幄、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都是從唐朝承襲來的。製科考試的範圍雖然不大，應試者的資格卻放得很寬，不論是在任官員，還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舉薦參加考試。
就算是已經中過進士的人也可以參加製科考試。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參加進士科考試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當大主考，需要回避，隻得參加當年的製科考試；
再如蘇軾、蘇轍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經中了進士，還不甘心，又雙雙參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製科考試，入第三等。
據宋人郎曄考證，蘇軾應的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這和蘇軾後來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經曆了多重磨難後，蘇軾不無感慨地歎道：“當年應製科考試，成績甚優，於是飄飄然自以為真的可以‘直言極諫’了。殊不知諫一回滅一回，如今滅到黃州涼快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