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當年上海的這一份畫報，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審美趣味。“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魯迅先生那一刻是憤怒遠多於幽默的。
今天看，出現幾個歪戴帽子的孩子並沒有什麼不正常不可以，但問題是這樣的孩子不能是標準，更不能是前提—不歪戴帽子連做個孩子的資格都沒有了，這就荒唐可怕了。
魯迅先生當年的慨歎、鬱悶，今天看又是如何？
魯迅當年其實把今天的許多奧秘都說盡了。魯迅的偉大就在這裏。他的書三四十年前印得跟“寶書”一樣多，結果引起了後來的反彈，有人反而不想再讀了。其實這與魯迅先生無關。不讀魯迅的書可是個了不得的遺憾，因為魯迅談到的好多文壇問題、文化問題、精神問題，是從人性的幽暗切入的，大多都能言中今日，人性中的許多問題過去和今天都差不多，表現出來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這就是魯迅的偉大。他深入了人性的大層。今天流行的文學讀物又是什麼？今天歪戴著帽子已經不算什麼了，已經遠不夠刺激了，今天還不知要把帽子戴在什麼位置上呢。
下流，無聊，何止是無厘頭，何止是幼稚淺薄，更何止是蒼白。不可忍受的是如此肮髒—有時候，許多時候，這些竟然變成了文學的前提。
中國在走向所謂的全球化的過程當中，有兩個東西長成了無所不能的可怕的妖怪：一個是金錢，一個是性。這種欲望是人性中的合理部分，它屬於每一個人，是人性構成中的基本部分。但是當它公然作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全部理由，作為精神遊戲的規則和標準去強化，並成為評判是非的法則的時候，就成為一種暴力，很少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擋它。人欲統領一切，作為一個硬道理放在那個地方，這個世界就危險了。
《西遊記》塑造了一個力大無邊的猴子，他由石頭裏邊蹦出來，拿了一個棒子，無論是何等神聖權威，更不要說權力金錢，隻要不順眼，揮棒就揍。可就是這樣的一位齊天大聖，他有一次遇到一個妖怪，還是要仰麵長歎—因為這個妖怪法力之大，可以讓“土地佬”們“輪流當值”—七十二變的大英雄此刻痛苦鬱悶極了，把那一張毛臉仰望天空，說蒼天啊，怎麼還有這樣的妖怪？
“土地佬”本來是一個命官，用現在的話說該是“守土有責”，卻轉而去給妖怪“當值”了。為什麼？就因為這個妖怪非同尋常，太厲害了。所以，我們今天的處境，我們大家，都麵臨著一個無所不能的巨大妖怪，它已經讓許多的“土地佬”輪流當值了。說到文學，隻是一個方麵而已，更不堪言而已。
文學文化人士，專家，他們的工作本來就是區別作品，因為他有可能把一般讀者感受不到的、文字縫隙裏邊的奧秘挖掘出來，有可能把作家最有魅力的那一部分給擴大出來，以抵達輸送到最偏僻的角落—可是一旦為妖怪“輪流當值”了，還有什麼好說的。從這個角度上講，可以對中國文學的發展非常絕望。真實的情況是，我們已經看不到東方的魚肚白。但從另一個方麵來講，又可以非常樂觀—種種情形古已有之，亂七八糟的向下的東西，對人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們非常好的文學、非常好的文學家仍然在產生，並且得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傳承，我們的精神生活不但沒有中斷，而且還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人性裏邊還有另外一種有力量的東西，這就是向善和追求完美。
毀壞的痛快是存在的。比如說我們一個瓷器店裏擺滿了很多精美的瓷器，製作這些藝術品的人不一定受到推崇，不一定總能得到很多人的喝彩和理解；而且，他整個製作的過程是晦澀的、艱苦的，製作者可能光著膀子，還由於常年的焦思苦慮，弄到頭發枯白麵目猙獰：汗流浹背，滿臉是泥，讓人討厭。因為他要勞動，他要製作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精美藝術，其過程看上去不一定是迷人的。製作者是很痛苦的，有時候看上去甚至既疲憊又醜陋。但是有一天瓷器店裏突然來了一個小醜，這家夥生得逢時，生在一個以毀壞為榮的年代，於是他拿著棒子，歪戴著一個花花綠綠的帽子進來，劈劈啪啪砸了一通—有人會痛心疾首，但也有不少人會覺得這家夥真了不起，幹得真痛快，開始大聲叫好！
我們這個時代，砸瓷器的太多，辛苦製作的太少，保護精美瓷器的太少。我們真的進入了如此荒謬的時代。有一個日本學者驚歎，說日本正在迅速走入“一個下流的社會”，我聽了以後非常震動，被他對世界的憂慮和警醒所感動。
日本有日本的問題，世界上各有自己的問題。我們呢？防盜窗都安到五樓了，人與人的關係怎樣自不必說，活得有沒有尊嚴自不必說。強者和弱者各是怎樣生存的，大家都知道。
這些天正為足球瘋狂。足球我也喜歡，力與美、英雄主義、浪漫和藝術，都在裏邊了。但畢竟就那麼一個牛皮縫的東西，讓好多人哭壞了眼睛，有的跳樓，有的往下扔東西—輸了球就說是輸掉了國威，踢贏了就說踢出了國威，也太“牛皮”了！花那麼多錢搞競技體育，就是為了全民健康嗎？為了一個民族的形象？可是一些城市裏連塊像樣的草地都沒有，市民想健身散步都沒地方，每天被噪音、被各種各樣的東西折磨得沒法過，大多數人想打個羽毛球乒乓球，門都沒有。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裏，在噪音汙染尾氣彌漫煙囪林立的大破城裏苟活，在人與人之間那種冷漠、殘酷、壓榨中，在一個不知書不達理的社會裏生活，還有多少形象可言？多少尊嚴可言？
批判的力度，憂慮的靈魂，它本身就是才華。我們還沒有看到曆史上留下來的任何文學大師，會是一個一談起理想和崇高就嚇得滿地打滾的人。當然，他的理想應該是消過毒的，他的崇高也不是偽崇高，他的理想主義和追求完美的意誌，正是人類最了不起的、永遠不能夠滅亡的元素，隻有這些才能夠支持我們的藝術和未來一塊兒生存下去，讓我們多少還能談談明天。
個體的堅持
我想起閱讀《托爾斯泰傳》的感受。我看的這一本是英國人莫德寫的，讀了多遍。它其中有一段話讓我久久不能忘懷。他說在莫斯科的時候，晚上出來，看到這個歐洲城市的燈火像蜂巢一片—那時候燈光不會像現在這麼亮—他說在茫茫的夜色裏邊，想起托爾斯泰就在這其中，心裏感到了一種安慰和安全感。因為當年托爾斯泰就住在莫斯科，沒有住在郊區那個莊園，他在莫斯科有一套房子。莫德回憶那個夜晚的感受時寫道：“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莫斯科至少有一家住宅（托爾斯泰家），那裏各種類型各種狀況的人們在一個人的影響下彙聚一起，這個人身上沒有任何卑鄙的東西，他在最黑暗的反動時期，保持著一顆充滿希望的心和一個燃燒著的信念，即邪惡的事物決不能持久，當前的罪惡不過是暫時的。”
這座城市的萬家燈火裏邊，茫茫的夜色裏邊，有那麼一戶人家，有那麼一個人（托爾斯泰）—好多的文化人就團結在這間房子周圍，經常到他那裏去。因為有了他，大家不覺得絕望—莫德說：“這種狀況決不是一件小事”。這最後一句議論特別讓我感動。是的，一座城市，一個時期，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人，這種狀況可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啊！
他說得多好。我們現在好多的個體麵臨著巨大的黑夜，無能為力。我們不免軟弱，沒有辦法。我們不得不時時妥協。作為一個人，一個堅持下來的個體，原是很難很難的。但是再一想，如果堅持下來了，那些默默的、像莫德當年在夜色中行走的人，又會怎樣？這些沉默者大有人在。是的，那一部分孤傲的人，有時會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寧可選擇沉默。他們常常是用沉默來反抗、來孕育自己生命裏的很多東西的。那些動不動就在媒體上大喊大叫的人，不能說全都是淺薄的人，但裏邊的確充斥著大量無足輕重者。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句話，叫“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聲音在黑夜裏邊，你不知道，誰都不知道。作為一個個體，他還在頑強地堅持—這堅持將來可能會得到回報，更可能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直到從這個世界上離去的那一天，也不知道有多少沉默者因為你的存在而得到了安慰，獲得了安全感。所以你雖然死去了，默默地死去了，但是你存在過。
我們不免也鼓勵過自己，要做這樣的一個個體—不是為了讓別人讚揚和崇敬，不是為了被記住，而隻因為曾經看到了莫德的這句話。同時我們也會感到，當我們站在郊區的山上向下一看，或走在城區—那可不是莫斯科的茫茫黑夜了，那是汙染成一片濃霧的黑夜，這黑夜即使比莫斯科的燈火明亮十倍也刺不透射不穿—在這個黑暗的汙濁的夜色裏，我們不由得會想：完了啊，可惜啊，這麼大的一片城市之中，我們沒有那麼一個或半個類似的老人，也沒有那樣的一棟房子，沒有一個人在那房子裏邊居住—我們知道這座城市沒有那麼一個人，這人身上連一點卑鄙的東西都沒有，他在關懷和關切，他存在著……想來想去，真的沒有—我們實在不敢說有，我們多麼希望有，可是，但是—沒有！
所以我們沒有一種安全感，沒有得到生存的鼓勵。當然，我們也有很好的老年人、中年人，但那是一般意義上的。他們也常常要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說一些假話，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
“沒有一點卑鄙的東西”這句話，當然不是說托爾斯泰沒有缺點，沒有做過錯事。當你深入他的世界的時候，看他的日記和真實生活的時候，你會覺得他並非是神，他仍然是人。但他是大寫的人。他那巨大的關懷，靈魂的性質，驅逐了卑鄙。
附：幾個小問題
關於批評
說到對我的批評，我自己是很少去回應的。因為批評者自有理由。對方的作品和言論，我也並沒有來得及讀全，不能確切地得知他全麵的想法，所以簡單回應會片麵化。在九十年代，有的報刊以很大篇幅批評我，我從來沒有指名道姓批評過對方，一次也沒有，沒有回應。因為我在做別的事情，暫時沒有時間研究這些，沒有完整的判斷。
還有就是，一些非學術非藝術的爭執、沒有高度的話題，參與進去沒有意義。
一些大詞
剛才說到一些理想、崇高、文化大旗、反抗等等，我覺得這都是一些大詞，要慎重，尤其要使其有具體內容才能談。有時候我對這些詞彙的使用有些反感，就是說，當我們沒有把它具體地填充上自己的內容，就會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和恐懼。有時人們也會走向了另一極端：見了大詞就反對，無論這個大詞意味著什麼，代表著什麼，具體內容如何。
文學尤其是具體和個性的，它不能是走到大詞為止的東西。即便是極其激烈的情懷，也還需要文學的表達。昨天我在華東師大舉了一個例子：如果說我們有人在社會上遭遇了不幸、壓迫和苦難，如果說很大很大，還能比屈原當年更甚嗎？誰比他的牢騷更多？屈原是一個貴族，一個重臣，可以和國王經常在一塊兒無所不談，但由於後來小人離間，權力鬥爭，他的地位受到了極大的削弱，最後是流放。他當年痛不欲生，最後投江—就是這樣的一個詩人，看他的《離騷》《天問》《招魂》，寫的卻是何等絢麗、燦爛。他那麼多情地寫到了女人，想象奇異，寫到了無數美麗的花，他是一個永遠的、多情的浪漫的生命。他是如此豐富。所以他才傑出。他並沒有因為自己不可忍受的命運的捉弄，而把自己的作品用大詞填滿。他的作品美得不得了，千古絕唱。再說到魯迅，我們很容易一談到魯迅就是匕首、投槍，橫眉冷對，但實際上他是非常多趣、多麼幽默、多麼有意思的一個人。
符號化的危險
我們今天談“五四”以後的小說，把過去一度忽略過的作家作品當成了經典中的經典，視為最偉大的作家。這不冷靜也不實際。他們是了不起的作家，現代文學史曾經不公平地對待了他們。整天講“百花齊放”，開得那麼好的一束花，那麼香那麼美，卻完全無視其存在，甚至不讓它開放，實在沒有道理。但是一定說他們遠超魯迅，那麼偉大，或者說唯一唯二的，那也不讓人同意。
有人說他們才幽默，而魯迅不幽默—奇怪的是我卻覺得魯迅的作品太幽默了，而有人一再以幽默列舉的作品，在我看來更多的卻是詼諧和滑稽。幽默和滑稽還不完全是一回事兒。我們很多的人喜歡滑稽，不喜歡幽默，因為他根本不懂得幽默。魯迅的所有小說，包括他的雜文和散文，都非常幽默，魯迅僅此一點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魯迅首先是一個多趣的、豐富的人。我們現在越來越不讀魯迅的作品了，自以為已經十分了解他了，其實我們隻是得到了一個概念化的魯迅，與真正的魯迅沒有多少關係。我們常常滿足於作家的符號化、簡單化，這多麼危險。
當代作家同樣麵臨著被符號化簡單化的危險。一到談到某些人就什麼“道德理想主義”“二元對立”—也不知誰在對立。所以我們一再地強調：強烈的道德義憤，對社會底層的關注，對社會公平的渴望—一個作家在這方麵有多麼強烈、多麼有力，就應該有多麼絢麗的想象。它們應該是一致的。
世外桃源
有人說《九月寓言》等作品寫了一個世外桃源，真是讓我不解。很多場合人們說它的優美和詩意，仿佛美化了粉飾了生活似的。可就是沒有注意它寫到的黑暗、血淋淋的生活。比如《古船》《家族》，我每每想起其中的鮮血、黑顏色，至今還要驚懼—生活如此，我是不得不寫；奇怪的是今天的部分讀者覺得它們都大不過癮了。
怎樣才夠血腥？時代給人的可怕趣味……
沉默者
有人說，對社會的黑暗用沉默的方法對待不如反抗，當然。
但是，有時沉默也是一種反抗，一種現實。很多人是出於無奈，或更複雜的一種思想—一時沒法表達，無從表達，是那麼一種生存境遇。不是提倡沉默。不停地寫作和宣講，就是為了打破沉默。我們歌頌行動，但行動是各種各樣的，比如說好好學習，努力思考，愛著美好的文學或寫作，都是行動。
城市的驕傲
有人說，他在浦東新區那兒走時，感覺這燈光已經成為驕傲和象征，成了一種被建構的強悍的文化真實，並希望我能談談“葡萄園”的意義。
我作品中寫到的“葡萄園”既是一個實在，也是一個意象。對應城市，的確已經構成了“一道強悍的文化真實”的浦東，葡萄園是另一片大地。不光是上海，中國的很多大都市，比如一些省會城市，近幾年建設上都在飛速發展、膨脹，市區越來越大，樓蓋得越來越高，玻璃幕牆越來越亮，極像西方。除了比那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髒了一點之外，樓房蓋得一點都不差。回憶一下1987年第一次到歐洲去，當時十分驚異：怎麼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地方。我說的是波恩、慕尼黑、萊茵河兩岸。美得不得了，特別是到了秋天和夏天。還有紐約那些高樓，如同大山排排而來。昨天在“文新大廈”頂部，特別高處，往下看二十幾層的樓就在腳下，換一個角度望一下，很像紐約曼哈頓的某個區。城市發生了多麼快的變化，它終於讓知識分子慌了，讀書越多越慌，說中國簡直不得了啊。
可是我的感受完全不同。我對於“發展”可沒有這種五體投地的情狀，因為我在更大的地方走了多遍。中國的土地太大，窮困的地方太多，整個農村，山區和平原，都可以詳細地走走看看再說。我想說，這些年來對環境的破壞太嚴重了。兩個環境，一個是人文環境，一個是自然環境。我們現在很注意自然環境。是的，許多地方你很難找到一條像樣的河流，很難找到一片可以遊泳的海灘。自然環境被破壞得一塌糊塗—當你不管不顧地去破壞自然，那麼要蓋一幢像樣的大樓不是太簡單了嗎？你要治理一條河流，你要改造一片土地，興建一個完整的水利係統，把整個的土地改造成當年的大寨田，那要花費不知多少生命和金錢—隻是不太顯眼，因為它沒有從土地上高高地挺立起來，不是四十層五十層，不是立交橋。但是，那種建設是真正的花費我們的精力、金錢和時間的。有些農民現在貧困得不得了，土地被破壞了，林區被破壞了，我們的農村、貧困的地區，是多麼廣闊，我們把它的一點力氣集中起來，蓋一個上海，蓋一百個上海，這有什麼難？根本就不難。
最難的是改造我們這片廣漠的荒原，這片貧瘠的、一眼望不到邊的、靠你的想象都找不到邊界的苦難和貧窮。
再說這個人文環境。我們從出生到現在，何曾生活得這麼恐懼？殺人，恐怖，大麵積的無道德無人性，忍受的欺辱，各種各樣的難言處境……總之生活得非常危險。把我們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破壞到這個程度，蓋一座城市，一片拔地而起的樓房之類的，代價未免太大了。對比起來，建幾座高樓城市比一個安全的、知書達理的社會環境來，是太容易了。因為把大地上的錢集中起來，不管不顧，不管人的心情，不管社會秩序，不管自然環境，隻管蓋房子，這沒有什麼了不起，這非常容易而且讓人不安，讓人痛苦。
真正難做的是怎樣保護大地。是的，還是大地、葡萄園，說我有“大地情結”是不錯的，我對保護大地愛護大地，對大地所寄托的無限希望，會是永遠的。因為隻有這個大地才能支撐萬物，才會有各種各樣生長的可能，維護大地才是根本的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