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各國政治危機再評估
西亞北非問題專題
作者：王京烈
編者按：被西方媒體稱為“阿拉伯之春”的運動，2010年11月，由一個突尼斯大學生之死引起， 隨後在西亞北非國家引發了一係列以“民主”和“經濟”等為主題的反政府社會運動。這場運動如狂潮風暴，裹挾著整個阿拉伯世界，更令數個國家政權更迭。然而，舊政權雖被推翻，幾十年累積下的社會痼疾卻並未離開；預想的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社會革新並未實現，各種矛盾反而進一步激化、爆發；地區伊斯蘭力量整體崛起，並逐步走向阿拉伯國家政治舞台的中心，反而令美西方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驟然緊張。值此輪阿拉伯地區動蕩兩周年之際，本刊特約請專家撰寫了係列文章，從不同角度對該問題進行解讀，以引發更多思考。
所謂“阿拉伯之春”的性質
自2010年底以來，中東各國相繼爆發了大規模的政治浪潮，其中夾雜著程度不同、形式各異的暴力衝突，使局勢急劇動蕩。國外媒體將其稱之為“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革命”。其實，持續兩年多的政治浪潮是中東國家出現的嚴重“政治危機”，是“原生性”的、以改善民生為起始，帶有一定的民主訴求、同時夾帶著某些宗教教派和部族衝突的“政治危機”，但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有選擇性的幹預下”，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結果：有的國家很快平息了危機，但有的國家則出現了政權更迭，實際上被納入了多年前美國提出的改造中東的“大中東計劃”框架內，並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革命。其主要依據是：
——中東各國的政治危機或動蕩風潮基本上都屬於“三無產品”，即“沒有一呼百應的政治領袖或領導集體，沒有嚴謹、縝密的政治組織和目標明確、切實可行的政治綱領，也沒有廣泛、堅實的群眾基礎”。例如，有些國家的反對派領導人此前並無人知曉，常年流亡國外，臨時進行“遙控”或匆匆返回國內參與活動；反對派組織往往是臨時拚湊起來的，派係繁多，內部紛爭混亂，其鬥爭目標和政治綱領也反複更改；卷入到政治危機中的人員也極為複雜，不僅有一般的民眾，也有種族主義或教派勢力，甚至還有宗教極端主義分子和恐怖主義分子或基地組織成員。這一切都加劇了政治危機的複雜性。
——中東國家的所謂“民主改革”是在西方國家“有選擇性的幹預下”進行的，並沒有對部分帶有封建色彩的君主製國家進行改革。相反，在兩年多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中，君主製國家的王權並沒有受到強力衝擊。海灣富有的君主國一方麵大幅提高民眾的福利待遇，就像西方媒體說的那樣，“阿拉伯政府滿街撒錢”[1]，破財消災；另一方麵，動用美國提供的先進武器，甚至聯手鎮壓了民眾的示威遊行（例如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GCC成員國向巴林派出武裝部隊），鞏固了君主製政權。
——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的政權更迭也隻是“人去政留”，並不是推翻舊政治體製、建立新政治體製之革命。所謂“新政府”的政策也隻是做了某些改良和調整。目前看來，突尼斯的振興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下屬的政黨自由正義黨等先後執政表明，伊斯蘭力量不僅迅速崛起，而且部分已掌握了國家政權，但未能使中東國家翻開新的曆史篇章。埃及總統穆爾西執政後，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包括修改憲法、整頓軍隊、調整立法、司法、執法三權關係，但實際上是強化總統的權力。因此，招致埃及民眾的極大不滿，紛紛上街遊行，抗議、譴責穆爾西太過專權。對埃及而言，並沒有實現兩年前推翻穆巴拉克時設定的目標，穆爾西本人也被示威民眾稱為“新法老”。
考察近現代中東政治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總體而言，中東國家政治發展要經曆三個發展階段：傳統專製主義階段、過渡政治階段、現代民主政治階段[2]。中東大多數國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獨立，並形成了中東獨立民族國家體係。擺脫了殖民主義統治的中東國家，相繼進入了社會發展的轉型期，即由傳統、落後向現代、發達社會過渡的社會轉型時期。社會轉型時期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的時期。目前，絕大多數中東國家均處於過渡政治階段，即處在由傳統專製主義或集權主義向現代民主政治體製過渡的轉型時期，除少數國家屬於分權製約的現代民主政治體製外，大多數中東國家均屬於集權主義或半集權主義政治體製。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東國家相繼出現了一係列“政治危機”，其中比較重要的有：1992年開始並持續了七年的阿爾及利亞政治危機，2005年發生的黎巴嫩“雪鬆革命”和毛裏塔尼亞軍事政變，2004年和2009年先後在伊朗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期間發生的政治危機等。所以，目前中東出現的社會動蕩是其發展進程中一係列政治危機的一部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革命”，從其結果來看，也沒能給中東國家帶來穩定與發展。總體來看，目前中東國家的發展也沒有處在民主革命“前夜”的曆史變革轉折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