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岸的江青用名字衡量中國政治氣候
人物
作者：鞠晶
兩個江青從未相見過。
1962年，一個江青38歲，在北京；一個16歲，在香港。
那一年，作為毛澤東妻子的江青得到毛澤東允許，第一次以主席夫人身份亮相，陪同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和夫人。翌日，毛澤東、江青和蘇加諾夫婦的照片，醒目地出現在了《人民日報》第一版。這是江青在國人麵前的第一次亮相，也是她從幕後走到台前的重要信號。但那時並沒有人真正意識到這張照片預示著什麼。
正如那一年少女江青沒有想到自己會留在香港一樣。
1962年，少女江青已經在北京舞蹈學校學舞6年，這年初，她征得學校同意，利用短暫的寒假赴香港探望已經移居與此的父母和弟弟。正在熱情響應號召等待畢業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江青突然意識到，畢業後她若想再去香港探望父母，就要申請很難被批準的“人民出入境許可證”。畢業前這次探親，可能是自己最後一次赴港看望父母的機會。
年輕的女孩沒有太多疑慮，經曆了那個年代熱烈氣氛的洗禮，江青對國家現狀和前途充滿憧憬。母親幾次回大陸探望時都勸說她移民，她沒有同意，在這片土地上，她親曆了大煉鋼鐵、修建十三陵水庫、四季青“人民公社”等全民運動。熱火朝天的場麵和熱情高漲的參與感讓她“打消了想做逃兵的念頭”，一心渴望留下建設祖國。
即便已經抵達香港，她還在一邊試圖要求自己珍惜這最後一次和家人在港團聚的機會，一邊在自己房間僅有的空間裏練習基本功，惦念著回大陸後即將迎來的畢業考試。
已經移居香港多年的父母對當時內地的政治環境不無擔憂。江青在小房間中比手畫腳揣摩舞蹈動作的時候，常常能夠聽到父母在房外為她的去留問題激烈地爭吵。和父母僵持到幾近斷絕關係之後，江青終於在最後一刻放棄堅持。到了指定應該返回大陸的時間，她沒有到指定地點去和不知名的接應者接頭，而是一個人逃進了電影院，坐在黑暗的觀眾席上偷偷哭泣。
她傷心欲絕，也聽不懂粵語，從始至終沒有留意過電影的情節。周圍的人也不會知道，就是這個坐在大屏幕前暗自垂淚的年輕女孩，沒過多久，就被命運選中，自然而然地拽進了屏幕裏。
從背井離鄉的大陸移民，到在港台因主演《七仙女》一炮而紅的影視明星，從練舞室用來對照自己形體的巨大的鏡子，到燈光布景下無法觀察到自己的攝像機鏡頭，完成這個轉變，江青隻用了一年多時間。
多年後重新翻看她當時的宣傳照，黑白照片中那個精致臉龐的平眉姑娘，放在如今的演藝圈裏也絲毫不會遜色。
1966年，正是江青在港台演藝事業如日中天的時期。出人意料的是，在主演了國產片有史以來的最大製作《西施》後，這位剛滿20歲的當紅女星與當時默默無聞的學生歌手劉家昌閃電結婚。隨後一年裏，她憑借瓊瑤作品改編的電影《幾度夕陽紅》摘得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成為當時台灣演藝圈最常登上報刊“影劇版”的明星之一。
同一時期，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正式登上曆史舞台。
翻看那個時候台灣媒體的報道，會發現兩個江青被頻繁提及，一個在“政治版”，一個在“影劇版”。當年台灣報禁還未開放，為了區別二人，明星江青的名字會默認用特號字刊出，並且被標注為“這岸的江青”。
對於那個在政治上風起雲湧的“對岸的江青”，兩岸媒體同樣給予了高度關注。但在當時，報道角度截然相反。明星江青對此並沒有特別關注，隻是會偶爾從朋友的閑談中聽到關於她“作怪”的消息。
有一天，明星江青去朋友家做客，在按下門鈴的同時，聽到新聞中在念自己的名字。她心中納悶，“自己這段時間沒有‘闖禍’，準是對岸的江青在‘作怪’”。結果大門一開看到新聞，在一片恭賀聲中，才知道自己竟然獲得了金馬獎。
回憶起這個小插曲，江青始終微彎著眼睛，帶著笑音。那時她遠離大陸，顯然沒有受到國內惡劣政治環境的衝擊，笑談的都是當時生活中近乎點綴的插曲。“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即便是和主席夫人同名，對於當時遠在台灣的我來說也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對我的生活沒造成直接影響。”
此後的歲月，兩個江青仍然沿著各自的生活軌跡前行，除了共有的名字之外仍然毫無交集。直到有一天，一個江青對另一個江青產生影響。
那是在1978年，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剛剛被粉碎不久。
那個時期的中國正處於政治最脆弱、敏感的時期。撥亂反正之後的中國，像一艘剛剛從暴風雨中駛來的大船，亟須修補衝擊中嚴重損毀的部件，確定航向，平穩而“正確”地駛向前方。
而因為婚姻變故急切渴望逃離舊環境的明星江青，這時已移居美國生活了8年。從一個備受追捧的公眾人物，變成陌生環境裏無人認識的東方女人，除了語言、文化的障礙和經濟上的困難，她還必須試圖在失意的感情中打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