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沒有號召革命，可大革命不招而至
文娛&生活
作者：張耐冬
也許近代曆史上沒有任何一次“革命”能夠與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無論是對近代文明的影響上，還是對此後兩百年間政治運動模式的貢獻上。2012年冬，《舊製度與大革命》風行，我無意在此討論托克維爾的著作，隻有一個問題：在大革命的風暴到來之前，人們如何看待王權壓倒一切的“舊製度”？
以往我們從課本裏學到的所謂“啟蒙思想為大革命做理論準備”的說法，已經受到質疑，人們並非從啟蒙思想家那裏獲得鬥誌，幾成定論。18世紀中晚期的法國居民，隻是從自己的經驗與感受出發，構築一個自己想象中的波旁王朝。
當然，在對當時社會的認識上，大革命發生前的法國人也存在著某些共識性觀念，這種共識並非個人想象的簡單重疊，而是基於某些出版物的影響。有趣的是，這種成為共識的知識，很多來自“禁書”。禁書讓當時的人了解了當時的社會，並在他們中間播下了反舊製度的種子。
美國學者羅伯特·達恩頓的《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以下簡稱《暢銷禁書》）考察了18世紀中後期法國的社會閱讀與文化傳播，著力於揭示當時人閱讀的文本中所包含的各種觀念，以及這些觀念在各個社會階層接受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效應。
從本質上來說，受歡迎的禁書是供讀者消遣的文學消費品，對讀者喜好的迎合是必備內容，性和政治作為此類書籍不變的主題也是意料中事。在《暢銷禁書》中，達恩頓分別對色情文學、烏托邦小說與政治諷刺作品中極受歡迎的代表作品—《開放的特麗薩》、《2440年：一個夢想，假如夢想不虛》與《杜巴利伯爵夫人軼事》—進行了解析，他從文本入手，將這些地下文學之所以深受歡迎的原因予以複原，使我們對法國舊製度時期的閱讀體驗與精神史有所了解。
曾有學者指出，啟蒙思想家的作品在大革命之前閱讀量不大，接受率不高，達恩頓對此觀點並不讚同。他通過文本的對比，發現了這幾部暢銷禁書與啟蒙思想家作品間的契合。一個人可以既是伏爾泰與盧梭的讀者，又是色情文學與宮廷秘聞的愛好者。地下文學隻不過按照自己的需要，將啟蒙思想作為解釋權力與性愛的工具而已。
比如，在《開放的特麗薩》中，為了向讀者解釋性愛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作者通過神父之口，對靈與肉、精神與物質進行哲學式的解說，這不但使神父誘騙女子進行性行為的情節更加圓滿，而且還讓讀者在閱讀到相關句子時自我脫罪，從而對自己的觀淫行為釋然；以啟蒙思想做點綴的《開放的特麗薩》讓讀者們在觀淫之餘肯定了自己內心的欲望；而《杜巴利伯爵夫人軼事》則是一部將路易十五時期宮廷史與政治史低俗化的想象。書中充斥了對等級製、君主製的嘲諷。這些無處不在的謗辭與啟蒙作家們的言論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把舊製度時期最神聖的部分視為作者眼中最大的笑話。
達恩頓也發現了禁書並未鼓動革命這一事實，他同時認為，書籍引發革命的說法將問題過於簡單化。
禁書沒有號召革命，可大革命不招而至。禁書的寫作者、出版者與閱讀者可能都不會想到，舊製度將在不久的將來結束。禁書，是否就是潘多拉手中的那個盒子？
我們不能下這樣的結論，相信當時的人自己也不能。曆史上，越是轉折的大關頭，越容易出現這樣的不解之謎。從學理層麵，我們可以通過禁書對舊製度時期的閱讀史有所了解；在感性角度，因謎題難解，才令人著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