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第一場之文“不寫音注，塗抹，俱貼出。不完貼，無束題帖”（《朱舜水集》卷十，《問答》二。）。
第二場中的作文禁忌更多，如寫作表文時規定：“表內皇帝陛下之後謂之誦聖，或三聯，或四聯。首聯、次聯俱一抬頭，三聯便可接下，須頌天子實事，不可閑說頌聖。”（石成金：《傳家寶·寫作事例》。）若“表中抬頭差一字便貼，犯諱貼”。
第三場的對策也有種種繁瑣的作文規則。
這麼苛細的規則，揣度製訂者之用意，當然是在培訓士子為官的基本素質。因為官員是要嚴格按各種法規條文辦事的。他們辦事理政，都要依照規矩而行，不得隨心所欲。在明代科舉考試中，製訂出如此多的規矩，其意在於通過平時年長月久的寫作訓練，培養出士子依規矩行事的習慣；而在考試中則通過這些規則，可檢測出你是否有能遵規守矩的素養。
這些規定，於培訓、選拔官員來說，當然沒錯，但對不少士子來說，那簡直是一場災難。對他們來說，一條規矩便是一顆暗藏的地雷，那麼多的規矩，便成了大大小小的地雷，稍有不慎，便會觸雷出事。可是，如此繁多的規則，有多少人能一一記牢，何況每場寫作任務大，如第一場，一天之內要寫七篇八股文，加上身處科場的森嚴氣氛中，神經高度緊張，出錯的幾率便更大。所以這些科場為文規定，對相當一部分考生來說，便成了不可逾越的堵堵高牆。許多人不是因為文章不好，而是因為犯了規矩而與生員、舉人、進士交臂而過。歸有光的好友陳子達，“今年試南官，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震川先生集》卷之十，《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便是一例。
特別是有些士子，平時才高心傲，往往不拘細節，下筆千言，文不加點，隻圖行文瀟灑，哪裏顧得上開頭結尾有幾個“夫”，幾個“蓋”；哪裏理會它這兒是否要抬頭，那兒是否要低格。所以行文規則便成了這種人功名的埋葬場，他們中很少有人能當上進士、狀元的。
清初著名文學家金聖歎可算個才高之人，他明末為諸生，因個性怪誕，放浪形骸，為人為文皆不遵循規則，故其卷常被黜，到清初仍隻穿一領青衿，最後還以哭廟案而被殺。
最典型的要算徐渭，他是晚明著名的詩人、劇作家、天才的畫家、書法家，多才多藝，為後世所推崇。但他為人清正耿介，風流倜儻，桀驁不馴，行為不受世俗拘束，屬於不羈之才。為文為詩為畫皆獨出心裁，別具一格，以我筆寫我心，追求表達個人心靈。這樣的人怎能拘守科場繁瑣文規，故他雖為八股文名家季本、唐順之所器重，二十為諸生，卻屢應鄉試而不中。
不過平心而論，徐渭和金聖歎之類的文士，隻適宜於作文學家、書畫家，不適宜於應科舉，出仕為官，即便僥幸當上了官，也難當好。當官要守律依規，這是最基本的素質，他們這些不羈之才又怎能做到。他們當了官，就會像一百二十回的《水滸》中的李逵那樣，坐堂當縣令，判案隨心所欲，把事情弄得一團糟。
第三，明代科場規則太嚴，對考生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有礙於他們真才實學的正常發揮，致使許多有才之士蹭蹬科場，白首不得一第，扼殺了人才。
明代的科舉考試對心理素質差的人不適宜。
明代科場規則極嚴，考場氣氛極差，是造成考生心理難以承受的重要原因。考生入場時要搜檢，脫衣脫褲，去帽卸襪，連頭發縫裏都要搜索一遍，以防夾帶。朱元璋及其子孫欲“抑之以點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恥”（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下篇，《變科舉議》。）。應科舉考試之人，都是一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人，幾曾見過這種場合，通過這道關卡時，經過那些如狼似虎的差役這番折騰，早已丟魂失魄，下到場中，心理素質稍差的人，長久都潛不下心來，哪裏還寫得出文章。
入得場後，進入自己的號子，又要釘釘子，掛油簾，還要自己捅火煮吃食，晚上蜷縮在號板上睡覺。這些應試者平時都是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哪受過這般苦。在這裏事事要親為，吃又吃不好，睡又睡不安，怎能寫得出好文章。就連一些確有才氣的人，在這種氣氛的迫壓下，也不能正常發揮，以致一次次交白卷。明代崇禎最後一場會試，有個叫顧恒的人，頗有點才氣，也參與其中，但因心情緊張，拿到題目，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隻得交白卷。但他在號舍的牆壁上留下一首打油詩：
八千舉人盡元魁，
我亦隨行挨進來。
苦惱文章逐見答，
囫圇題目沒頭猜。
號房缺瓦常防漏，
蠟燭釘簽不住歪。
我輩三場真造化，
宗師竟不取遺才。（《堅瓠補集》卷四。）
蒲鬆齡在《聊齋誌異》中對科場給予考生心理的摧殘有著精到的描述，他說：
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嗬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場也，神情惝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誌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難坐安，則似被縶之猱；忽然而飛騎傳人，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餌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聊齋誌異·王子安》。）
蒲鬆齡十九歲考中秀才，此後屢試不第，直到七十一歲才援例出貢，鄉試場中苦楚嚐盡，以上所述考生應考之遭遇及所產生之心理，都係他親曆親聞，十分真實。在這樣惡劣的考場氛圍中，心理素質稍差的人，怎能考好試。所以清代才子袁枚說：
以至難之術，而就至狹之境，士之低首降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答袁惠孝廉書》。）
明代科舉考場盛行的迷信文化，也是影響考生心理的重要因素。
首先，士子們普遍相信科舉中式與否，為前世命定，與各人福澤相關，福厚者冥冥中有神鬼相助，故有“富貴逼來不由人”之說，“窗下莫言命，場中不論文”，“一財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如此之類的俗話，無不道盡士子於場屋蹭蹬之餘的自我解嘲與無奈。明代人的記述中，此類事件多如牛毛，《堯山堂外紀》中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