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為了不驚動羅藝，特地任命他為開府儀同三司，但羅藝並未從這種示好中得到足夠的安全感。思前想後，他詐稱要檢閱涇州各路軍，假傳聖旨說奉命帶兵入朝，便帶領諸軍從涇州開往豳州。
豳州刺史趙慈皓不明就裏，出城迎接拜謁，羅藝趁勢開進豳州。這個消息傳到長安，太宗李世民暗叫不妙，忙令長孫無忌和尉遲敬德出軍討伐。討逆軍還沒到事發地點，趙慈皓便聯合統軍楊岌準備趕走羅藝，可惜，羅藝眼明手快，先發製人地把趙慈皓抓了起來，打進大牢。
城外的楊岌聞訊，立刻率兵攻打羅藝。一場戰鬥下來，羅藝被殺得大敗，拋妻棄子，帶著數百騎兵逃奔突厥。沒承想，行至寧州地界時，幾百親兵逃散殆盡，羅藝自己也被左右殺死，傳首京師。
李瑗和羅藝的插曲之所以結束得這麼快，要歸功於唐太宗的人力資源政策。
玄武門事變後，李世民突然一夜暴富起來。當然，這裏的富，是指可供他調用或處理的人才數量。當時的人力資源可以分為三個大組：第一組是武德朝廷的宰相和大臣們，尤其是支持太子和齊王的臣子；第二組是前宮府的殘餘勢力，他們分散在全國各處，李瑗、羅藝便是他們的代表；第三組自然是原秦王府的舊僚屬了。
原先的鐵杆秦王黨自不必說，李世民靠他們起家，今後也要靠他們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問題是，高祖派和隱太子派的人物，就應該全部一棍子打死麼？
顯然不行，為了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嘛。那麼，如何處理好這三個集團的關係，就成了眼下的工作重心。
尚為太子的李世民所采取的大思路是通過整合，將三派勢力全部收歸自己麾下，再通過一係列偷梁換柱，把朝政大權牢牢控製在自己的手中。需要注意的是，從現在開始，李世民這三個字，越來越脫離個人策略和行為的範疇，而更大程度上代表了集體的智慧。
這個過程，基本上可分為三個步驟。
一、穩定原東宮僚屬的人心，借機收攏其中的才智過人之士。
玄武門事變一出，秦府將領中有種主流意見，主張乘勝追擊，殲滅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全部剩餘黨羽，抄沒其家。許多人竟然自動自發地到處搜查原宮府集團的成員和兵士，將其捕殺而後邀功。
李世民對此種局麵，似乎持一種三不態度：不支持、不禁止、不負責。尉遲敬德第一個發現了這事的壞處，極力反對這麼做。他向李世民進諫道：建成、元吉兩名首惡既然已伏誅，如果再罪及同黨，打擊麵太寬，就不利於安定團結了。
聽尉遲敬德這麼一說，李世民立刻清醒過來，做出了兩項決定：一是下令禁止原秦王府人員濫捕、濫殺；二是以高祖的名義下詔大赦天下，對建成和元吉的黨羽，一概不加追究。
赦令一公布，果然起了奇效，曾經率領宮府衛兵攻打玄武門的馮立、謝叔方等人，從逃亡路上掉頭回長安自首了。連鑽進終南山的薛萬徹，也在李世民屢次遣使宣諭的誠意感召下，從山裏出來了。
對這些主動自首的人，李世民一律當眾釋放。當然，這些人感激之餘，也就當即表示向李世民效忠。在榜樣的感召下，其餘人等要麼向朝廷投誠，要麼銷聲匿跡，不再活動。長安一帶的隱患迅速消除，也給了李世民集中精力對付李瑗和羅藝的機會。
薛萬徹、謝叔方等人，其實不值一提，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李世民得到魏征這麵寶鏡的過程。
話說玄武門之變後，被李世民第一個找晦氣的就是魏征。人一進門，新太子就氣勢洶洶地責問道：“好你個魏征，主意都是你出的吧？你為何要離間我們兄弟的感情？”
此語一出，把在場的臣子都驚出了一身冷汗，看來新太子是要殺魏征泄憤啊！
但最該感到恐懼的人，卻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恐懼。
魏征直視李世民的眼睛，從容道：“太子要是早能聽魏征的話，也不至於有今日之禍了。”
魏征口中的太子，指的自然是李建成。到了性命攸關的時刻，他居然還敢這麼說話？今日此人性命休矣。
但大家都知道，魏征並沒有死，非但沒死，後來還進化成唐太宗三麵鏡子中的人肉鏡子。因為李世民聽了這話不怒反喜，當即換了一副和顏悅色的表情，起身向魏征行禮，並宣布任命他為太子詹事府主簿。
之所以能有這種效果，是因為魏征點中了一個重要的穴道：再神機妙算的謀臣，也扭轉不了大勢，一切取決於君主是否善聽、善用，是否能做出正確決斷。李建成顯然沒有這種能力，而你李世民有沒有這個能力，有沒有這個意願呢？
看看，魏征相當於不露聲色地拍了一回李世民的馬屁。這個馬屁效果相當持久，以至於在今後的十幾年間，李世民刻意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善於納諫的明君形象。
有意思吧？馬屁拍得好，也可能造福天下蒼生。
除了魏征，李世民還同時把流放的王珪、韋挺召回，與魏征同任諫議大夫。這麼一來，便徹底收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同黨。
不久後，魏征還奉命宣慰山東，李世民對其授以全權（聽以便宜行事）。魏征來到磁州，剛巧遇到原太子千牛李誌安、齊王護軍李思行正戴著枷鎖被押往京師。魏征當場下令將李誌安、李思行釋放。因為李世民早已宣布赦免宮府官員，如今又像押囚徒一樣押送他們，誰還會相信朝廷的政令呢？
不得不說，魏征幹這事是冒了相當的風險的，誰知道李誌安、李思行是否有反叛之心呢，就算是魏征本人，也是前不久才降了李世民的。對此自做主張之事，李世民會不會不高興呢？
答案是沒有。當魏征出使完畢回到長安，麵奏此事時，李世民不僅不責怪，還十分高興地稱讚他做得對，充分而靈活地領會了自己的政策思路。
於是，在魏征的安撫下，黃河以北地區的局勢相當穩定，波瀾不起。
二、把自己人放到關鍵位置上去。
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A、B、C三男共同追求一個女孩，女孩的爸爸來把關，他提問道：“你們憑什麼娶我閨女啊？”
A說：“我有豪宅、名車。”B說：“我有高學曆、高素質。”C說：“我有個孩子，眼下在你女兒肚子裏。”
最後，老爸把女兒嫁給了C男。故事給我們的啟示就是：什麼金錢，什麼學曆，都趕不上關鍵位置有自己人啊。
這個笑話，話糙理不糙。對於唐王朝的具體情況來說，關鍵位置便是宰相之位。武德九年八月九日，李世民正式於顯德殿即位，並開始親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朝中的宰相和重臣班底繼續實行大手筆的改造。
其實這事已經悄悄開展一個多月了，李世民被立為皇太子之日起，就命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太子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太子左衛率，程知節為右衛率，虞世南為中舍人，褚亮為舍人，姚思廉為太子洗馬。魏征不用說了，是太子詹事主簿。
這套全新的東宮掾屬班子，以原秦王府屬為骨幹，同時輔以李建成宮府集團的傑出人物，在朝中占有相當的分量。對比之下，高祖李淵那套故人、老友班子是萬萬敵不過的。很明顯，這相當於李建成和李世民聯合起來與老爹角力嘛。
正是因為這樣，高祖李淵隻得下詔說：“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這個班底，實際上也就是“貞觀之治”政治核心集團的雛形了。
李世民加緊對朝政中樞人員構成的調整。七月六日，他任命太子左庶子高士廉為侍中，右庶子房玄齡為中書令，尚書右仆射蕭瑀為尚書左仆射，太子左庶子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右庶子杜如晦為兵部尚書，罷免楊仁恭的相位。七月七日，李世民又以太子詹事宇文士及為中書令，封德彝為尚書右仆射。
這次調整的思路非常清晰，凡是效忠於李世民的臣子都升職或占據重要的崗位，而對高祖朝的元老則有降職之嫌。
三、新賬老賬一塊算。
安定團結並不等於大家一團和氣，李世民沒有忘記算舊賬，也沒有忘記對朝中臣子進行一番全新的評估和處理。
首當其衝便是裴寂。大家清楚地記得，李淵和裴寂交情匪淺，在太原時更是結成了鐵哥們兒，加上裴寂參加了太原起兵的密謀，手中握有所謂“佐命之勳”，所以裴先生在武德年間，尊崇無比，可以直接進高祖的寢宮。
但在新皇上李世民的眼中，裴寂起碼身背三重罪！
第一，自然是七年前的劉文靜案。劉文靜可謂是活活委屈死的。雖說他麵對功名利祿的差別待遇有些不淡定的表現，但作為故交，在劉文靜走到生與死的關口時，裴寂竟然將劉文靜一把推上了死路。
劉文靜因酒醉而口出狂言後，高祖指派裴寂、蕭瑀前去審問。劉文靜隻是承認不服裴寂，而李淵竟然斷定“文靜此言，反明白矣”，也不知道是從何證據推斷出來的。當時，李綱、蕭瑀考察供詞後，均認定劉文靜不管有什麼罪，肯定不是謀反的大罪，李世民也出麵力保，而裴寂卻狡猾地站到了李淵的一邊，進言道：“文靜才略，實貫時人，性複粗險，忿不思難，醜言悖逆……今若赦之，必貽後患。”
第二，在李世民與李建成爭奪儲位的鬥爭中，裴寂明顯是站在李建成這一邊的。其實，裴寂隻不過是站在了老友李淵那邊罷了。
第三，李世民無論是在軍事和政治上，經常與裴寂的想法產生對立和衝突。李世民始終認為，裴寂的實際成績和他所取得的地位、榮寵極不相稱。
不過，唐太宗在處理裴寂問題上，仍舊采取了比較柔和迂回的方式，力圖給他一個心理緩衝期，比較注意保全他的麵子。
比如，太宗剛登基那年十月，再一次定功臣封戶，給裴寂加封食邑一千五百戶，在所有開國功臣中居首，甚至超過了居功至偉的房玄齡、杜如晦和尉遲敬德。在太宗郊祀時，隻有裴寂和長孫無忌能登上皇帝的金輅車（升金輅），與帝同乘。裴寂自然是會警惕的，他連連推辭，太宗卻微笑著說：“公有佐命之功，無忌呢，一直為王室效力，除了你倆誰有資格與我同車呢。”
太宗的誠懇語氣，消除了裴寂的顧慮，他欣然接受，與皇上同載而歸。事實證明，裴寂放鬆得太早了。他敢於登車的行為，讓李世民覺得這人根本對自己沒有清醒的認識，還真以為自己是當仁不讓的佐命元勳。看來，是時候讓這位平庸的宰相徹底退出政治中心了。
終於，貞觀三年（629年）時，李世民等到了全麵清算裴寂的機會。
正月，發生了一起浮屠法雅（似為僧人）妖言惑眾的事件。這和尚在招供的時候，把裴寂拉下了水。於是，裴寂被免官，削去一半食邑，放歸故裏。當裴寂試著請求留在京城時，李世民終於扯下了溫情脈脈的麵紗，嚴厲斥責道：“你的功勞根本配不上你的位置，隻不過靠著和高祖的關係占據宰相首位罷了。你自己想想，武德時期，政治紊亂、廢弛，錯誤百出，不是你的責任嗎？現在放歸你，你就回家祭掃祖墳，清靜度日就是，還留在京師做什麼？”
這批評是相當之不留情麵，等於說把武德時期一切治國的失誤都怪在裴寂頭上。裴寂就算再遲鈍，也不會抱有任何幻想了。於是，他默默收拾行裝，回到了家鄉。
裴寂回家不久，汾陰郡有個妄想症患者（狂男子）跑去跟裴寂的一個仆人說：“你家大人身負天命啊（公有天分）！”
仆人回家就把這事稟報了裴寂，把裴大人嚇得是不知所措。這好好的都不招太宗待見，萬一起點流言蜚語，腦袋恐怕要搬家。於是，他趕緊讓仆人把那個莫名其妙的狂人給殺了。
可人要是倒黴吧，喝涼水都塞牙。這事被壓下去還沒幾天，一個仆人又偷了裴寂封邑庫府中的一百萬錢。裴寂趕忙搜捕抓人啊，那仆人一瞧，幹脆扯張小旗造反了。
太宗聽說這事，大怒而震怒，罵道：“裴寂有四項死罪：一、身為三公，結交妖人；二、免官之後，心存恚怨，揚言說我大唐興起都是他的功勞；三、隱瞞妖人之言不上奏朝廷；四、就知道殺人滅口。哼，我要殺裴寂，可不是沒有充足理由的！”
理由充足麼？我怎麼看怎麼覺得裴寂有點冤，當朝官員絕大多數也這麼覺得。他們商議了一下，紛紛為裴寂請求赦免。最後吧，裴寂被流放靜州了事。
難道太宗故意尋找借口，製造借口，欲除裴寂而後快麼？那肯定不至於！太宗是千古一帝，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會任由個人仇恨蒙蔽雙眼的。裴寂有什麼心思，有多大能耐，他一清二楚。
裴寂在貞觀初年，真是倒黴透了。來到靜州不久，山羌作亂，有人趁機落井下石，說賊人肯定會劫持裴寂，讓他主事。太宗聞言，淡淡地說：“太多慮了，國家對裴寂有恩，他肯定不會幹這事。”
太宗沒有猜錯，不幾天，裴寂便率領家丁、勇士平了山羌流賊。在這之後，太宗似乎心軟了，因為裴寂畢竟有功，在大唐前途渺茫時積極參與了太原興兵。於是，他召見裴寂入朝，大約是想要寬慰一下這位不無委屈的老臣。
可惜，裴寂沒能再見到太宗，接到詔令後，他也許是徹底放下了擔憂和心結，溘然長逝了，終年六十歲。他死後被追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和河東郡公。而劉文靜的冤屈，也得到了全麵的昭雪。唐太宗追複他的官爵，以其子劉樹義襲魯國公，並把一位公主嫁到劉家。
劉文靜地下有知，也該含笑九泉了吧，他沒有看錯當年的李公子。
罷免裴寂是個曆時幾年的過程。在這過程當中，李世民已經成功地將一係列才智卓絕的自己人置換到重要崗位上。比如拜中書令房玄齡為尚書左仆射，以兵部尚書、檢校侍中杜如晦為右仆射，任命刑部尚書、檢校中書李靖為兵部尚書，尚書右丞魏征守秘書監。
除了裴寂，還有幾位武德時期的宰相逐漸淡出了權力中心，主要是蕭瑀、陳叔達、宇文士及。這三位跟太宗感情甚好，都是當年秦王的堅定支持者，整個貞觀時期，唐太宗一直將他們視為德高望重的名臣，極為優崇，但這並不代表，唐太宗會重用他們去做實事。
我們現在常說，“惡”有兩種，一種是極端的惡，什麼殺人狂啊，詐騙犯啊，反社會、反人類的大魔頭啊（像希特勒那種人）。還有一種惡卻不太容易察覺，那就是平庸的惡。一般是指沒有思想，缺乏起碼的思考力和判斷力，對下達的命令無條件服從，放棄個人判斷。比如腦殘粉、狂熱暴民就屬於這種平庸的惡人。他們數量眾多，其破壞力巨大且持久，造的孽真不比極端惡人少，而且很難懲罰。
當然，蕭瑀等人都是名士，遠不至於惡得如此駭人聽聞。但在太宗眼裏，他們出身於門閥世族，思想守舊，缺乏進取精神，具有平庸之惡。
於是，太宗反複思量、考察了許久，決定把這幾個人從宰相職位上調換下來。比如，武德九年七月，太宗尚未登基時，升蕭瑀為尚書左仆射。當時房玄齡、杜如晦剛走上一線，與蕭瑀發生矛盾，太宗便支持房、杜，而罷去了蕭瑀的相職。
不過，這畢竟是優秀與更優秀之間的較量，蕭瑀等人本身和唐太宗的利益並沒什麼大的矛盾，所以，這個調換庸人的過程也常有反複。特別是蕭瑀，第一次罷相後又曾恢複尚書左仆射身份。
最後，蕭瑀在起起落落中當上了太子太保，仍同中書門下，保持了較高的政治地位，這是太宗的仁慈之處。
陳叔達的經曆大略類似蕭瑀。而封德彝早在貞觀元年便病逝了，沒有對貞觀政局產生過明顯的影響。
經過幾年的辛苦調整，唐太宗建立起一個以房、杜二人為軸心的宰相班子。既然提到了宰相，那我們簡單聊幾句吧。
一般來說，從東周到元末的絕大多數朝代中，宰相或丞相都不是一個具體的官職名稱，而是形容某人在朝中的地位和功能。你去查查各朝職官誌，是找不到宰相、丞相這種官職名稱的。
比如西晉時的賈充，遭到任愷等耿直臣子捉弄，很不情願地奉命帶兵討伐叛亂的鮮卑人。在大家為他送行時，另一個大奸臣荀為了激發他的反擊鬥誌，就拿話激他說：“你可是宰相啊，怎能甘心受製於那幾個老匹夫？不嫌丟人啊。”實際上，賈充曾擔任的官職是車騎將軍、太尉、太子太保等，荀在這裏並不是說他當了名叫“宰相”的官，而是說他在朝中的地位和作用舉足輕重。
更有趣的是，不但每朝都有宰相，還常常會出現一群宰相的情況。比如周朝的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和太宰，秦國的“大良造”，楚國的“令尹”，漢朝、魏、晉的大司馬兼領尚書事，都是宰相。而明朝的內閣大學士，清朝的“軍機大臣上行走”（俗稱大軍機），也可看做權力被削弱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