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特定的思想內容用最恰當的言語形式表達了出來，最恰當的言語形式表達了特定的思想內容”，絕不是玩文字遊戲。它們各自有著自己的意義特征。特定的思想內容用最恰當的言語形式表達了出來，是說在注重思想內容的同時，也注重表達形式；最恰當的言語形式表達了特定的思想內容，是說在重表達形式的同時，也注重思想內容。否則，就會“因辭害義”。
請看下麵這幾句話：
場麵這麼好，音調這麼嘹……我也曾聽過報……太陽出來望見他洗尿這是從一首自由詩中摘出來的詩句。詩人片麵追求韻腳，生硬地把“嘹亮”略成了“嘹”，把“報告”略成了“報”，把“洗尿布”略成了“洗尿”，這怎麼能使讀者看得懂呢？
形式必須為內容服務，不能成為表達思想的枷鎖，但完美的形式可以給人以藝術的享受。如果不顧思想內容，因辭害義，就會影響表達效果，也就談不上什麼表達藝術了。
可見，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一致，才有好的表達效果，也才是藝術的表達。否則，就不能有好的效果，也就談不上什麼藝術。
所以，我們說，注重思想內容與表達形式的完美結合，內容與形式具有一致性，是口語表達藝術的第三個特點。
（4）入鄉隨俗，注意適應性所謂入鄉隨俗，注意適應性，就是說，我們在說話時要適應時間、場合以及自己的身份。即，“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是什麼身份說什麼話”。否則，就會影響表達效果，也達不到交際目的。《戰國策》曾經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
衛國有一家人去娶新媳婦，這新媳婦一邊上馬車，一邊指指點點地問婆家的人：“車轅兩邊的馬是誰家的呀？”趕車人說：“是借的。”新媳婦聽了這話，忙對趕車人說：“輕點打它，也別猛抽那駕轅的馬！”
馬車到婆家門口，伴娘攙扶著新媳婦下了車，新媳婦又指手劃腳地對伴娘說：“做完飯，要把灶裏餘火弄滅，不然，會失火的！”
當新媳婦走進院子，看見當路的地方有個石臼，連忙說：“快把它搬到窗戶下麵去，在這兒會妨礙走路的！”
知道這件事的人，都笑話她。
這位新媳婦從上馬車到進婆家門，一共講了三次話，從這三次講話的內容來看，都是很有道理的，而且非常重要。第一次，囑咐趕車人不要猛打駕車的馬，因為馬是借來的，所以應該倍加愛惜；第二次，吩咐伴娘做完飯後要熄掉灶裏的餘火，新婚之夜，賓客亂紛紛的，稍有不慎，引起火災，就會樂極生悲；第三次，指使仆人將妨礙走路的石臼搬到窗下，以利行人往來。
可是，為什麼人們要笑話她呢？原因就是她說這些話時沒有考慮具體的場合與身份。她的三番話，若是在娘家說，人們會覺得她是個很體貼家人，很會過日子的好姑娘；若是結婚三天之後再說，人們則會稱讚她是個善於持家的好媳婦。因為按古時候的風俗，新媳婦進門三天之內，是不能多言多語的，何況是在新婚之日呢？所以雖然新媳婦的話說得很合情合理，但因說的場合不對，所處的身份不同，卻受到了別人的嘲笑。
由此可見，時間、場境和身份對說話效果有著很重要的影響。而要使我們所說的話適應時間、場境和身份的要求，我們就得注意以下幾方麵的關係：
①根據時間的緊緩，決定說話的長短。
我們的言語活動總是在一定的時間內進行的。不同的時間，對話語的長短有著不同的要求。時間緊迫，話題就要集中，話語就要簡明；時間充裕，話題則可談得寬泛些，話語也可舒緩些。如果不顧時間長短，我行我素，勢必影響交際效果。比如：
洪峰即將到達某縣，縣秘書長主持召開緊急會議。他說：
同誌們，洪峰就要到達我縣境內，情況非常緊急，為此，縣委決定召開這次防汛抗洪動員大會，請大家會後認真組織群眾做好防汛抗洪工作。下麵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縣委書記、兼縣黨校校長、兼五講四美三熱愛兩個文明建設一起抓辦公室主任、兼普法領導小組組長、兼防汛抗洪救災總指揮魏群言同誌給我們講話！
秘書長的話音未落，台下便已出現不滿聲。
為何不滿？不言而喻，是這位秘書長說話沒有考慮時間的因素。洪峰即將來臨，抗洪救險已成燃眉之急。這時候，時間就是生命，語言應簡潔、簡潔、再簡潔，可是，他卻慢條斯理地曆數縣委書記的官職，顯然是不知輕重，難怪台下不滿。
與這位秘書長相反，美國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就很知道在講話時注意時間的長短。艾森豪威爾任總統前曾擔任過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並且經常出席集會，發表演說。
一次，他在集會上排在他人之後最末一個發言，因前幾位演講者都是長篇大論，以致輪到他發言時時間已經不早了，艾森豪威爾見時間已晚，而聽眾又流露出不耐煩的情緒，便決定舍棄原來準備好的演講內容，用簡短的語句演講，他說：“每一篇演說不管它是書麵形式的，或是其他形式的，都應該有標點符號。今天晚上，我就是標點符號中的句號。”
艾森豪威爾的話音剛落，聽眾們便報以熱烈的掌聲。事後，艾森豪威爾對人說，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