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從食堂打飯回來，一個白麵饅頭，兩個苞穀麵饅頭，一碗豬肉炒白菜。本來，媽媽打算炒個蘿卜絲，燒個湯，可是，她板著個臉。爸爸、媽媽、我，三個人坐下。我的快速反應是：我是不是惹啥麻煩了？
我沒敢去拿白麵饅頭，看看爸爸，再看看媽媽，我提前做出“接受批鬥”的準備。
爸爸說：咋啦？吃呀，看我幹啥？我又沒戴高帽子。
我拿起白麵饅頭，還是像犯錯誤的樣子。我琢磨著我究竟哪兒出了差錯？
媽媽說：我要給嶽老師寫大字報！
我嚇了一跳，我說：媽媽，你別寫，我還要上學呢。
媽媽說：她把你的鼻子打出過血。
我說：沒……打，是她的手碰到了我的鼻子，我的鼻子愛出血。
媽媽說：要寫，我叫人幫我寫，她現在不是老師了，被清理出教師隊伍了。
我想起嶽老師給我剪手指甲（我用指甲抓破了同學的臉）、幫我給爸爸寫信（嶽老師修改了我的作文）。我想起這些，我說：
媽，你別寫，算了吧。
媽媽顯然已拿定了主意，說：要寫，連隊職工都在寫。
我說：他們在批判牛鬼蛇神，嶽老師是老師。
媽媽說：她不是老師了。
我說：不是老師了你也別寫。
媽媽說：不長記性，沒有覺悟，你喜歡她把你的鼻子打出血？
我說：不是……我的鼻子一碰就出血。
晚飯後，媽媽出門。第二天晚飯，媽媽端出了紅燒豬肉，還燒了菠菜豆腐湯，湯上麵漂浮著一層稀罕的油珠。媽媽像出了一口氣，說：大字報貼出去了。
媽媽仿佛發射了一顆炮彈，擊中了嶽老師。我怎麼再有臉見嶽老師？那麼好的菜，我吃得很艱難。媽媽說，是托連隊的一個上海青年寫的，一手毛筆字真好。她說：你要好好練毛筆字。我說我一聞到墨汁的氣味就想吐。
放下半個白麵饅頭，我趕到食堂，那個飯廳能容納全連的職工開會。食堂還亮著燈。飯廳裏裏外外掛滿了大字報。風掀動著大字報，像女生的裙子。反正是密密麻麻的黑字，紅叉叉在姓名上，姓名前，要麼是“打倒”，要麼是“砸爛”。我找到飯廳裏批判嶽老師的大字報，“嶽誌輝”三個字，分別打了紅叉。上綱上線，上掛下聯，大字報裏，把我鼻子出血上升到“摧殘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高度。仿佛我命定是未來的“接班人”。我站在大字
報麵前，這下，嶽老師完蛋了——罪上加罪。我覺得媽媽，不，是我把嶽老師往麻煩裏推了一把。那口氣似乎是我在控訴。
早晨起來，我的枕巾上留著一片鼻血。媽媽大驚小怪地說：
看看，嶽老師把你鼻子打出血以後，它就習慣性流血了。
我說：媽，是我焐出的血，被子太熱。
媽媽像是舉著一麵旗幟，也像拿著“痛述血淚史”的憑據，說：這是後遺症，我還要寫。
我說：媽，這跟嶽老師沒關係。
後來，我在成語詞典裏翻出個“落井下石”，那個成語對應了媽媽的做法。
媽媽說：我咽不下這口氣，過去拿她沒辦法，現在我不放過她。
媽媽給我要來了毛筆、墨汁，說：閑在家沒事兒，把字練好，媽媽不能老是求別人。爸爸逼過我練鋼筆字，現在，媽媽又逼我練毛筆字。可是我在學校主要用鉛筆寫字。中午，媽媽要我去食堂打飯。食堂站了數十個陰陽頭，都站在大字報前邊，看批判自己的大字報。職工已蹲著站著吃飯了（絕大多數是單身職工）。我看見一張熟悉的臉，我想不到一個女老師剃了陰陽頭竟是那樣，可我還是看出是嶽老師。她朝我微微一笑。笑得我慌了，一陣臉熱，我想我的臉一定紅得不得了。我避開她的目光。她看著以我的名義批判她的大字報，她怎麼還笑？大概她看出那不是出自我的手——筆跡、語言，我還沒那樣的水平，畢竟我還在念小學（停課鬧革命了）。我得把練毛筆字的一套工具全都塞到高粱稈棚裏了。
我匆匆打了飯菜。媽媽要我打飯，用意很明確。她說：你看見啥了？
我說：媽，你不要寫大字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