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這座紅樓的附近，還有許多這座城市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四合院，其中有不少是北大學生和青年教師的宿舍。在這些住客中，有一位高個子湖南青年，他既不是學生也不是教師，他隻是北大圖書館中一名普通工作人員。那時，他與另外7個人合住在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夾道裏一所普通的民房裏，每天睡在一個今天北京市郊區都很少見的大炕上，每逢他要翻身，總得先與兩邊的人打好招呼。
集1949年與1966年曆史於一身的一代偉人*於1919年在沙灘獲得了新文化運動的豐富養料，他在這裏堅定了他的信仰，找到了他的愛情。
1936年他在延安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到：
“由於我職位低下，人們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的多數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然而，就在30年後的1949年的秋天，這個曾經的湖南青年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用他的南方土話宣布了一個新的共和國的成立，為中國曆史掀開了新的充滿希望的一頁。47年後的1966年，他又登上了這座城樓，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
1919、1949、1966，這些年代的數字串聯在一條線上，它的起點是沙灘，終點回到了不足四華裏之外的天安門。其足跡踏遍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
五
這片土地最輝煌的時刻是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鑄就而成的。
在紅樓的北邊，曾經有一片空場，那是北京大學的操場。1919年5月4日，這裏聚集了幾百名熱血沸騰的年輕學子，他們不滿於“巴黎和會”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重新瓜分，不甘於民族命運的沉淪，他們從這裏集合出發去天安門廣場。從這一天起，五四，不僅僅是沙灘北大紅樓前這條新開辟的街道名字，而且作為青年的象征，作為一種精神的象征，作為一個文化複興的象征，為文化中國的曆史翻開了新的一章。
在曆史走過四分之三個世紀的今天，我站在當初我的前輩校友們集合出發的北大操場上（在1947年，這個操場被命名為“民主廣場”），前麵是一座具有質樸的60年代風格的普普通通的五層辦公樓，大大小小的臨時板房遍布四周，它們已經臨時了許多年。在東麵，有一個簡陋的門口對著北河沿大街，總有一位著綠製服的年輕士兵在站崗。他的身邊有一塊白底黑字的木牌，上麵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塊曾經孕育了新文化運動，改變了中國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曆史命運的地方，現在是這個國家文化藝術領域的最高行政管理機關所在地。
這也是我的工作單位——*對外文化聯絡局的所在地。30年前的1983年，我走入了早已遷至西郊中關村的北京大學的校門。5年半後的1989年2月，我又把行李搬進了位於這個大院地下的《求是》雜誌招待所——那是我們的宿舍。在這裏，我拿到了我的第一份工資；一個月後，第一次出差就獨自去參加山東灘坊國際風箏節；後來又第一次接待來訪的第一個以色列政府文化代表團，協助準備了第一個中國和以色列文化協定；又第一次從這裏走出國門到阿拉伯世界的阿曼蘇丹國舉辦“中國文化周”。
轉瞬的5年間，有多少次的出發，就有多少次回歸——總是要回到這片土地。就如同從北大出發，又回到北大的故土。5年北大， 5年*，我在這兩個5年中體悟著一個深刻的宿命。
這豈止是我一個人的宿命，更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宿命。這宿命充滿著不可逃避的蒼涼、無奈與輝煌。
陪同荷蘭攝影家去了我很早就想去的陝北，從黃土高坡上爬滿的一道道溝、一道道梁，我看到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血脈。在阿曼舉辦《中國圖書、圖片和工藝品展》的日子裏，在阿拉伯海邊*祈禱的呼喚聲中，我碰到了彬彬有禮的歐洲工程師、傲慢的美國大兵和樸實的印巴勞工。我們在這個天地裏籌備著一個古老文明的最新展示。
在與以色列政府文化代表團接觸的日子裏，我認識了猶太人——一個同樣古老的文明的代表，他們與我們這個東方民族有著那麼多的共同特性：重教育、高智商以及富於商業天才，然而，我們兩個民族命運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猶太人一開始就失去了家園，而我們這個民族分分合合，經曆了無數磨難，但我們的家園一直沒有喪失，作為中華文化的載體，我們這個國家的曆史延續了幾千年。看到猶太人，不由得設想一下：假若我們哪一天也失去了家園，等待我們的或許是比猶太人更為悲慘的顛沛流離、浪跡天涯、任人宰割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