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基層治理“腸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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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賈遠琨 周琳 姚玉潔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進入快速城市化階段，為了擺脫土地、環境等資源約束，大城市向郊區尋求空間，人口和工業企業從城區向郊區遷移。在城鎮邊緣出現了規模龐大的城鄉交接地帶。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副教授李晗說，這些區域既沒有完成城鎮化，也已不是傳統農村。按照鄉村社會治理需求設計的大城市郊區的鄉鎮政府，無論是政府職能、管理體製，還是組織架構和治理能力都難以滿足這一地區的治理需求。
比如，近郊諸多矛盾是由於公共資源配置明顯不足引發的。“由於與中心城區公共服務、社會福利存在差異，不少從中心城區導入的居民將戶口留在原居住地，導致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分離。”李晗說，上海市寶山區的人戶分離比例在70%以上，人戶分離增加了社會管理的難度，也會影響郊區鄉鎮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
麵對人口流動性大、人口結構多元化、社區類型多樣化、利益矛盾突出等問題，雖然基層治理花出的成本很高，但帶來的收益卻並不可觀。
複旦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桂勇說，我國部分鄉鎮仍受宗族勢力影響，傳統觀念與輿論壓力可能導致依法辦事難以真正落實，最終產生“不鬧不解決、一鬧好解決”的惡性循環。
桂勇建議，政府在出台規劃前，需要充分地了解民情、民意，盡可能地考慮到基層各種訴求，設置更多方案。“基層執法人員需要意識到，雖然基層治理法治化看起來增加了單個地方政府的成本，但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成本最低的解決手段；法治化需要全麵配套的措施，包括政府信息公開程序、風險充分交流等，盡可能降低法律落實的成本。”
同時，鄉鎮政府管理權限有限也需引起重視。受訪專家建議，需要拋開傳統思路，賦予鄉鎮政府更多必要的管理權限，形成與社會治理任務相匹配的行政體製，就能增強鄉鎮政府在調節經濟發展、解決社會矛盾、協調利益關係等方麵的引導和調控能力，推進基層社會治理體係現代化。
“打完仗還要守住陣地，需要的是執法力量、巡察力量下沉。”專家認為，需要根據自身實際合理配置行政執法、專業管理力量及社區專職工作人員，將管理力量向基層下沉。以促進服務資源配置與人口導入良性循環為目標，適當超前配置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加快構建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管理體製，加大對居民區工作的財政投入。居委會公章所賦予的法律效力問題也應由上級部門列出相應規範，明確居委會敲章範疇，減少居民和居委會的衝突。
（摘自《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