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做電影就像敢死隊
現場
作者：蔣文娟
老爺徐克這兩年除了製作自己的大片《狄仁傑前傳》，
也不吝於扶植新人導演，
《聖誕玫瑰》是演員楊采妮的導演處女作，
從“玉女”轉身為導演，她的監製徐克功不可沒。
電影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每個人拍出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拍攝的類型也不一樣，讓觀眾在不同的情況下選擇自己想看的電影，這是電影最好的一個現象。如果所有的電影都一樣的話，那才悶呢，那才是沒有娛樂性了，所謂娛樂電影已經不娛樂，問題就出現了。
監製跟導演的角色大同小異，不過監製是在另一個範圍裏麵更深入地去跟演員講，比如劇本、後期、音樂、剪輯、攝影、手法、技術、結構等等，這與導演與演員談的內容不太一樣。監製與導演溝通時要所有情況都預見到，預見到觀眾的心態、心理上可以分享的體驗，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觀眾會怎麼看，都要想好。
《聖誕玫瑰》的劇本獲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的獎，楊采妮說希望我給她意見。她一直在談投資，我沒有參與，後來納影業集團的總裁於冬找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做這部電影的監製。我認識采妮那麼久，相信如果她寫一個劇本出來，並長時間去籌備的話，一定是有一個堅定的看法，以及對這件事情的堅定態度，就答應了。
每個導演都有不同的創作方式與拍攝方式，當你找這個導演來拍戲，必須要完全信任他，如果你不信任，把他換掉算了。我經驗中有些導演會做一些偏離劇本的事情，我就要與他商量，因為這個劇本已經定下來了，雖然不一定要百分百跟劇本走，可是劇本有某些精神原則，我們為了這個原則而拍這部電影，如果這個原則、精神有改變，就需要商量和討論。所以我很怕去監製一個不認識的人，等於是你花了很長時間以及比較複雜的過程去搞通他的性格，那個戲已經拍完了，也不用再商量了。所以有人會問我，如果要監製一個電影的話你會怎樣，我說最要緊是認識這個導演，而且知道他想做什麼，想不想幫他做這個事情。否則因為兩個人的性格衝突，會造成很多問題出來。
我是不預估票房的，預估票房會有壓力。拍電影我們就要做到最好，盡力把它拍得達到我們的目標。拍電影其實跟敢死隊一樣，不會想自己要什麼回報，這場仗要打到底，票房是上映之後再論英雄。
我看過一些其他導演拍的性侵犯題材的電影，這種社會問題其實很嚴重，卻隻有小部分電影能拍。采妮做這個事情的時候我覺得很好，這是應該有人做的，我當時所關注的是她以什麼態度去做。受害者被性侵犯之後，社會會用同情的眼光來看她，成為她心理的壓力，受害者會產生很多不必要的想法。很多時候一個被傷害的人，都會被人用特殊的眼光去看待，被拿來做話題，她既沒得到法律的保障，也沒得到人性的尊重和保護，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拍這個戲是要反省，需要知道我們做的什麼事情，在將來社會會有什麼反應。
做導演都是怪人，有點情緒化。一個演員變成導演可以做得比一般導演好，原因是他的經驗、他的角度會是一個好導演所需要的累積。在片場，每個人對好導演都會很尊重。導演講粗口、發脾氣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個帶軍隊的司令，會突然間對某種局勢有一個抒發自己壓力的方式，導演也不能總是溫溫的，需要刺激一下才行。
采妮是第一次做導演，拍攝起來有些困難，這是很正常的，因為從演員的身份變成導演，需要一個適應期。拍攝過程中我一直跟她有聯係，她在香港拍，我在橫店，她E-mail發來一些拍完的片段，我就跟她通電話談我的看法。我做監製是不去現場的，一秒鍾都沒去過，對於第一次做導演的人來說，監製整天在現場，其實壓力挺大的。我希望我不會給新人壓力，而每天拍出來的東西我看過後都會與她商量，談談我的感覺。我會講做導演時必須要做一些準備，比如拍攝過程中鏡頭的運用，怎麼樣去拍攝劇情中畫麵以外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每個導演不一樣，但是我用我的經驗去跟她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