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帶來的幸福感不可靠
王千源說，做演員很幸福，可以演壞蛋，因為每個人骨子裏都是一個小壞蛋，幹過壞事，有過不太好的想法。鄭曉龍則提升了幸福的定義，說真正的幸福來自於感覺。
王千源：你老了不應該去養老院，應該去幼兒園。認識你之前，我想這麼牛逼的導演，肯定得有範兒，沒想到你在現場導戲，自己笑得開心得不行。像打槍那場戲，你覺得打機槍不夠，加兩把手槍，最後在操場上我們休息的時候，拿槍在院子裏打，打完了之後開心得像個小孩。
鄭曉龍：我覺得挺高興，洋洋得意。今天早晨我看電視還在播幸福感的問題。到底什麼是幸福，什麼是幸福感，我們拍的電視劇裏討論過了。
王千源：我覺得每一天都有幸福感，給家裏打打電話，拍了一部新戲，每一天在棚裏拍完戲之後出來曬太陽，包括我們每天都在回憶，人應該知足、滿足，這就是幸福感。
鄭曉龍：其實幸福不是別的，就是感覺，幸福不幸福是感覺的，不是物質的，而很多人是以物質做標準的。
王千源：有物質也帶來感覺的。
鄭曉龍：物質帶來的感覺，比如說過去吃不上飯，覺得能穿暖吃飽飯就是幸福。過去過年才吃餃子，現在天天隨便吃，這種幸福感反而降低了。有幸福沒感覺時很可憐。怎麼才能有感覺，就是降低對這些東西的要求。那天拍片，我說那麼著急幹嗎，別著急，大家一緊張一著急什麼感覺都沒有了。像我這種情況，一年若想掙錢多拍幾部，有得是人屁股後麵追著你，不用我拍，就到現場看看就能給錢，我說我都不樂意做這個事。我自己慢慢來做，它就會成功。
王千源：你拍片子太不急了，磕著瓜子跟大家聊，後來每個人拍一場戲就開始磕瓜子，全體演員都磕瓜子，這是我有史以來拍攝最輕鬆的一部戲，也是趕上全在棚裏拍，有一點上下班的感覺，我們每天都要笑，在現場不笑，監視器那邊就笑，很快樂的一次經曆。
鄭曉龍：我這人就是一邊拍一邊跟人聊天，拍完了我跟他們聊一會兒，再拍下一個鏡頭。這工作本來就很累，我不喜歡弄得烏眼雞似的，不想劇組裏麵大家互相勾心鬥角，每個劇組都是一個愉快的劇組，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好，至少有一個愉快的過程，我希望是這樣子。拍戲本身如果合作不愉快，戲也很難拍得好看。
王千源：人生有時候挺累的。所以我盡量把人間這種痛苦的角色，加一些幽默的感覺，讓人在觀看你的時候，暫時忘記生活的煩惱，模擬進入你這個喜劇的班底，模擬進入你這個所謂的超時空的時代，或者模擬進入你的生活，讓大家去笑一次，舒服一下，哪怕是嘲笑。
喜劇與精神高潮
中國缺少好喜劇，鄭曉龍說他隻想試沒試過的。如果隻是為了賺錢而躺在前作的成績上重複動作，還不如去做房地產。王千源沒那麼固執，對他來說養家是第一位的，但是若有好角色，他也可以不計回報。
王千源：劉向前是一個風格化的喜劇人物，要有風格化的表演。風格化的表演到底什麼樣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會借鑒融會周星馳、趙本山，或者國外金凱瑞、憨豆的表演，捕捉人物處在一種痙攣狀態下表情和心情。
鄭曉龍：喜劇南北差異問題越來越嚴重，這給我敲響警鍾，特別是現實題材的作品，差異會越來越大，趙本山的戲不過江，周立波就來不了北方。《新編輯部故事》要誇張的，重口味的，拍之前我就定了這種風格。我們把好多無厘頭和後現代的東西放進去，載歌載舞和相聲冠口放進去，把雙簧和戲劇放進去，你的表演必須和這些一致。誇張有什麼錯嗎，你看看金凱瑞誇張不誇張，不誇張叫喜劇嗎？
王千源：喜劇比正劇難演，對演員要求更高，正劇是1，喜劇是2，你要了解1才能演2。比如說正常的哭和笑，正常的交流是這樣，喜劇就不一樣，非得有一種形式，一種感覺。雖然挺難演，但我覺得人在生活裏都挺累的，煩事也挺多，有工作上的煩，有談戀愛的煩，有家庭的煩，有父母長輩的煩，處在這個社會裏麵，人都是在忙忙叨叨，每個人都是真實的兩麵派，所以人們需要喜劇。
鄭曉龍：喜劇就得創新，剛開始看卓別林的人都覺得，能這麼演嗎？從來沒見過，屁股還撅著走，這是人嗎？觀眾看新編輯部恐怕也是劉姥姥進城的感覺，沒見過這樣拍法，觀影經驗裏沒有過。隨著時間的過程，看第一遍不習慣，看第二遍，看第一集不行，看到最後一集，會覺得越來越不一樣，這就是習慣，創新就會帶來和別人的不一樣。
王千源：我和你有點區別，我經常得重複，不重複我的青春就沒了，就餓死了。但有的新鮮角色，比如《鋼的琴》我都可以不要錢，錢先付給場工和化妝，等劇組解散了，上映前三天才把我的錢給我。
鄭曉龍：有人問我為什麼那麼喜歡創新，《甄傳》熱了之後再照這個標準拍一個，更容易掙錢，為什麼非得要去拍編輯部。我覺得要是把這活純粹當作一個掙錢的事，就沒勁了，文藝創作這種產品就得不一樣，這個過程你是快樂的。如果重複就是為了掙錢，我還不如做房地產去呢，掙得比這多多了。所以我就老想有點不一樣，有點創新，我的大腦在這個過程中是特別快樂的，我老愛說精神之喜，其實就是精神射精，精神高潮，實際上這比物質的高潮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