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提要鉤玄，閎中肆外
——韓愈《論佛骨表》《原道》及《進學解》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秦嶺正是寒風凜烈，大雪飄飛，封山迷路，行人稀少，藍田關被風雪彌漫，不見其蹤影。在這冰天雪地中，幾個公差押解著一名犯官正艱難地跋涉，此人雖已是滿頭花發，但神情剛毅，且透著幾分悲憤。他就是幾天前上書憲宗皇帝諫迎佛骨的韓愈。此奏章極大地觸怒了憲宗，要將韓愈處死，幸而裴度、崔群等大臣極力營救，才免去死罪，貶至潮州（今屬廣東），即刻離開長安。
韓愈
正當韓愈在大雪中艱難跋涉時，他的侄孫韓湘從長安一路追趕著來為其送行。家人也受牽累被逐出長安，同赴潮州。韓湘送來了韓愈的家人，而病重的小女兒，也被驅逐出來，在刺骨嚴寒中凍得瑟瑟發抖。大雪紛飛，千裏冰封，嚴寒刺骨，而自己忠貞為國，為民請命，卻落得如此下場。此情此景，讓已年屆五十二歲的韓愈感慨不已，而且潮州地處邊僻，卑濕多瘴氣，此去能否活著再回中原，實難預料，但他終不後悔。鬱積滿懷的韓愈脫口便詠出了一首詩：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這就是著名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蒼涼悲壯，感發人意。韓愈一行人衝風冒寒，翻越過秦嶺，在商山南麵的層峰驛，年僅十二歲、正在生病的小女兒因驚嚇、寒凍而死，韓愈傷心欲絕，草草將愛女埋葬於山腳下，樹了一個標記，題詩曰：“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殮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眾知難。繞墳不暇號三匝，設祭惟聞飯一盤。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慚痛淚闌幹。”牽累致使小女兒不幸早夭，韓愈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五年之後，即長慶三年（823年）十月，韓愈官拜京兆尹，始有能力將女兒的墳墓遷葬於河陽（今河南孟州）之韓氏墓地。為此，韓愈寫了祭文和壙銘。說自己因論佛骨表一事，被貶官潮州：“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峰驛，即瘞道南山下。”而祭文更是寫得深情，痛切心骨：
昔汝疾極，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麵，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饑。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托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麵，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
對愛女死於非命的痛惜，對荒骨寒泉中女兒的欠疚，對自己不能盡到父親愛護之意的自責，韓愈真是傷心欲絕了。但無論如何，韓愈絕不後悔上書論佛骨之事。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稱舍利子，僧眾供奉，民間亦頗信仰。據說，每三十年開啟一次護國真身塔，供養舍利子，則五穀豐登，百姓安泰。唐憲宗任用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率大軍圍剿淮西吳元濟的叛亂，令韓愈為行軍司馬，襄讚軍務。裴度指揮有方，遂活捉吳元濟，押往長安，戮於太廟，平定了淮西藩鎮之亂。此次戰役，顯示出朝廷平叛的能力和決心，對各個藩鎮有很強的震攝作用，各藩鎮遂表示要效忠朝廷，聽從朝廷調遣，服從中央王朝號令。這樣，割據數十年的藩鎮有所收斂，朝廷遂達到了表麵上的統一，而憲宗亦被臣下譽為“中興”英主。於是，唐憲宗不禁誌得意滿，沾沾自喜。為求長生不老多做幾年太平天子，他派宦官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前往鳳翔法門寺，迎佛骨舍利子入皇宮，在宮中供奉三日。結果整個長安為之轟動，王公士庶奔走讚歎，爭相布施錢物，以至破產廢業，更有甚者則或以刀嫠麵，或自殘肢體以為“供養”，舉國若狂，大量糜費國家財物。而“群臣不言其非，禦史不舉其失”，在此情況下，韓愈挺身而出，上《論佛骨表》，力諫其非。
文章開篇則給“佛”定性：“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嚐有也。”指出佛乃外夷之一法，並非中國之本土所產，因此並不值得信奉。針對憲宗奉佛以求長生的心理，指出自黃帝以來，帝王大都長壽，在位時間很長久：“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從殷商到周穆王，天下雖不能如黃帝以來的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但帝王皆享年長久：“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自東漢明帝時，佛法傳入中國，漢明帝在位才十八年，“此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盛，年代尤促。”其中，梁武帝最為信奉佛，三次舍身入寺，雖在位四十八年之久，但最後因侯景之亂，被餓死在台城，國家亦隨之滅亡。梁武帝信奉佛，本為求福，卻很快地得到了禍殃。因此，兩相對照，文章得出結論：“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憲宗畏死，祈求長壽，文章從上古無數長壽天子說起，為憲宗指出迷信，祈求長壽，並非是信佛所能獲得的。佛法盛行之後，自漢至梁，卻無長壽天子，梁武帝長壽，卻最終遭受橫禍而死，國亦滅亡，由此亦可見信佛而祈求長壽的效驗了。文章始終為世俗信佛即能長生而論說，闡明禍福壽夭，皆與是否信佛無關。
其次，文章則從高祖李淵說起，李淵建國之初，欲廢佛法，而“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隻有憲宗即位以來，尊奉先王之道，推闡儒學，“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以為能夠繼承高祖的宏大誌業；縱使不能立即實行，豈可大肆信佛？從本朝說起，上而援引高祖之訓令，下乃征用憲宗之詔書，指出憲宗之矛盾，使憲宗置於無可回旋的地步。又退後一步，用婉轉之筆，給憲宗留有餘地，希望憲宗能夠有所回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