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送曾鞏秀才序》
曾鞏少年時便已經展露出自己的天資，他“生而機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青少年時代，曾鞏就已經是個才子，寫得一手好文章。進京赴考，曾鞏隨身帶著自己數十萬字的文章，請歐陽修批評指點。歐陽修非常賞識曾鞏的文章，評價說“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也就是說，曾鞏文章中的上乘作品，已經水平很高，而一般的作品，也寫得很有章法，以進士考試錄取的標準來看，曾鞏是完全合格的。但是即使如此，在科舉考試中，曾鞏還是名落孫山。
落第之後，歐陽修為撫慰這位失意才子，寫了這篇《送曾鞏秀才序》，表達了對曾鞏的讚許和同情，更對當時的考試選拔製度和標準提出質疑。文章開篇敘述曾鞏入京考進士，未中，才能傑出卻未被錄取，歐陽修遂對這一不合理的考試製度提出批評：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於有司。有司斂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才，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眾人歎嗟愛惜，若取舍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由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耶？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
歐陽修的質疑是有道理的。為國選才的選拔性考試，選擇的是能成為國之棟梁的人才，甚至可以說關乎社稷民生，這種情況下，如果考生完全合格、沒有問題，這樣還不被選中，那就一定是選拔者的問題了。歐陽修感歎道：“而有司棄之，可怪也！”
歐陽修首先指出的問題是“尺度”問題。“有司斂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才，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主持考試的部門，替國家選拔人才，隻規定了一種衡量文章質量和人才的標準尺度，按照這個標準進行取舍，隻要不符合此標準，無論考生水平達到何等好的程度都一並舍棄。這不是一種選拔人才的態度。這種態度有兩個問題，其一，主持考試的部門所定的尺度是否是合理而有益的，這種有益不僅是針對考生的考核，更要考慮到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需要。其二，死板地采用一種標準，並且毫無回環商量的餘地，為了考中，考生們就隻能模仿這一種文風標準，就會造成死板的、形式主義的文風，形式主義的文風會導致思想僵化死板，隻求符合標準而沒有創見的人，選出這樣的人，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隻能是悲劇。
曾鞏落第之時，北宋科舉考試所秉持的選拔人才的文章“尺度”，是“太學體”的文章標準。太學體在中國文學曆史上存在時間很短，所指的是風格險怪奇澀的文體。當時科舉考試時，這種風格正廣為流行，“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這種文體始自太學講官石介。
北宋初期，文壇流行西昆體文章，這種文章“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詞，浮華篡祖”。石介非常厭惡這種風格的文章，作《怪說》三篇猛烈抨擊，並提出了“文惡辭之華於理，不惡理之華於辭”的論調。他的這種論調在太學生中影響極大，形成了險怪奇僻的“太學體”。為了反對浮華的西昆體，矯枉過正產生了太學體。這種文章缺乏古文的平實質樸，又反對典雅的駢文，實際上並不值得稱讚。但在曾鞏參加考試的時候，偏偏就是太學體當道，雖然歐陽修以為怪，卻暫時還無能為力。
曾鞏參加科舉考試，頗經曆了一番波折。曾鞏等昆弟六人都在參加科舉考試，但幾次應試都以落第告終。“裏人有不相悅者，為詩以嘲之曰：‘三年一度舉場開，落殺曾家兩秀才。有似簷間雙燕子，一雙飛去一雙來。’”但他們不以為意，繼續苦學。“嘉祐初，與長弟及次弟牟文肅公、妹壻王補之無咎、王彥深，幾一門六人，俱列鄉薦。將入都赴省試，子婿拜別朱夫人於堂下，夫人歎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無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無有遺者。”（《揮麈後錄》）從名落孫山到六人皆上榜，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但曾鞏進士及第時，已經三十五歲，因為所謂的統一的尺度，虛擲大量時光。
標準由人指定，由人掌握。在歐陽修看來，如果主持考試之人能夠合理靈活地把握尺度，也是可以避免優秀考生落榜的情況發生的。但實際上，情況卻不是如此，一方麵存在“良有司”，他們能夠看懂文章好壞，但他們隻會在原有的尺度中選拔人才，明知考生可能會被不合理的標準耽誤，也不願意錄取。反而把責任推卸到“尺度”和製度身上，說：“有司有法，奈不中何？”這種所謂的“良有司”之“良”，僅僅指有閱讀文章的眼光，而在為國選才這種大事上，采取虛與委蛇的態度，擺出一副貌似公正卻冷酷不堪的樣子，實在是眾多考生的悲哀。更使人悲哀的是，還存在另一種考官，他們連定好的“尺度”都無法很好地把握，使那些按照“尺度”作文的考生也會被擋在選拔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