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與高司諫書》與《朋黨論》
範仲淹為人正直，勇於議論朝政得失，無所顧忌。明道二年（1033），因諫止宋仁宗廢後而貶睦州。景祐三年（1036）以天章閣待製出任京兆尹，因上“百官圖”，揭露宰相任人之私，又獻“四論”，指陳朝政得失，觸怒了權勢熏炎的宰相呂夷簡。呂夷簡深懷忌憚，但表麵上顯得很是寬容，卻暗地裏中傷範仲淹；宋仁宗遂指責範仲淹離間大臣，僥幸進取，貶謫範仲淹為饒州（今江西鄱陽）太守。宋仁宗盛怒之下，大臣們或保持沉默，或阿諛承順，紛紛指責公忠體國的範仲淹，而太子中允尹洙、秘書丞餘靖、館閣校勘歐陽修皆憤慨於士風不正，公道難明，上書論救；朝廷卻指責他們為朋黨——結黨營私。於是，尹洙、餘靖幹脆上書：倘若一定認定他們為朋黨，請將他們與範仲淹一同貶官。司諫高若訥在事件之初，首鼠兩端，明哲保身，沉默不語，當形勢明朗，宰相呂夷簡獲得了仁宗的支持，範、餘、尹三人處於同時被貶謫的境地時，反而積極地羅織範、餘、尹三人平日言論，侃侃而談，欲證成他們結黨營私。在此情狀下，歐陽修給高若訥寫了一封信，即《與高司諫書》，敦請其明辨是非曲直，營救範、餘、尹三人，還以公道，以振奮士風人心，張揚正氣。然而，高若訥卻將這封私人信件送到朝廷，將歐陽修也一同視為朋黨，歐陽修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
諫官，品階雖低，職權卻重，是清要之官。在朝廷之上，可以隨時上書，提出意見，監督大臣，批評朝政。歐陽修對諫官，有著清醒的認識和很高的期待，明道二年（1033），範仲淹為右司諫時，歐陽修有《上範司諫書》表示祝賀，並坦承了自己對諫官一職的認識和期待：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
諫官品級雖低，不過七品，但職權重大，天下之事，皆在其論諫職責之內，超過了朝廷百官、郡縣之官吏，可以和天子爭是非，幾乎與宰相同等。諫官對內政外交，皆應該直辭正色，麵爭廷論，所爭者天下之大事，係乎天下之安危，絕不可因循守舊，阿諛逢迎，喪失原則。而高若訥的所作所為，完全違背了諫官的基本職責，歐陽修作書勸導，心存忠厚，希望他能夠發揮諫官的職權；但也針砭譏諷，對他進行公然的挑戰。《與高司諫書》頗能體現歐陽修文章的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特點。文章一開始就寫得極其平和：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寫作此文時，正是矛盾激化之際，歐陽修對高若訥身為諫官的不作為，反而落井下石之行為，極其憤怒；但在行文之時，卻寫得極為平和自然，追述往事，從容不迫。歐陽修說自己十七歲時，作為一外郡少年，見聞寡陋，隻是從進士及第榜上，知道了高若訥這樣一個名字，而有聲名的卻是宋祁兄弟、葉道卿、鄭天休等人，高若訥能與他們的名字列在一起，雖然高氏並無可以稱道的地方，想來也應該是一位有才能的人吧。“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以懷疑的口吻說，本來就懷疑，高若訥是一個有才能之人呢，還是無才能之人；是一個有品德之人呢，還是一無品德之人。文雖委婉，卻畫出了高若訥“獨無卓卓可道說者”的形象，頗具力度。以下，文章又進而敘說對高若訥的認識和觀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禦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麵。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
十一年後，歐陽修第二次入汴梁，高若訥在京，猶未識麵。歐陽修從側麵向尹師魯詢問高若訥賢否，歐陽修對“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的評價，表示出極大的懷疑，並深刻地分析了正直而有學問的人，必能明辨是非，身為諫官，則應當直辭正色，麵爭廷論，而不應隨波逐流，無操守，無見解，因而歐陽修懷疑高若訥並非“君子”。高若訥所作所為之客觀事實，“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語氣雖委婉含蓄，但表達思想情緒，力透紙背。認定高若訥非君子，文章卻引而不發，轉而寫高若訥之另一麵：
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曆曆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
高若訥很是圓滑，論前朝事，因無利害衝突，“侃然正色”“曆曆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是其有學問、能明辨是非的表現，似乎是君子；而身為諫官，對當朝時事，或保持沉默，或首鼠兩端，乃其非正直的表現，絕非君子。歐陽修從知其名到識其人，十四年間三次懷疑高若訥之為人，亦可見高若訥之善於偽裝，而從範仲淹被貶事件則可以明確推知，高若訥絕非君子。歐陽修用“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四個層次的敘述，為高若訥畫了一個像，將其庸碌、圓滑、自私、善於偽裝、首鼠兩端的品性表現得淋漓盡致。
文章至此，則深入剖析高若訥在範仲淹事件中的“實跡”：
前日範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