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的生命軌跡是從他德祐元年（1275）正月接到“哀痛詔”開始改變。元軍大舉進攻南宋朝廷，蒙古鐵騎所到之處，南宋守軍非降即逃，朝廷無奈下“哀痛詔”，並以爵位為賞賜，號召各地勤王之師勤王保駕。無奈元兵勢盛，南宋氣數已盡，各地將領各自心懷鬼胎，多持觀望態度。
看到“哀痛詔”後，文天祥捐出家產，充當軍餉，招募了一支一兩萬人的隊伍前往臨安勤王禦侮。當時，一位朋友勸文天祥，認為元兵勢大：“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知道與元軍實力差距懸殊，但他以為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難，征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從義軍起兵之日，文天祥心中已經做好殉國的準備了。也是正因為此，《〈指南錄〉後序》中，文天祥數十次提到“死”字卻不見一絲一毫的怯懦，反而是豪氣陡增。
德祐二年正月之前，文天祥仍有機會撇開即將覆亡的無能的朝廷，抽身事外。元軍兵臨臨安，朝中無人，文天祥被任命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出城談判，被元軍扣留。由此開始，幾經風險。從元軍營中逃出，文天祥四處走避，患難之中，仍不忘聯絡各地官軍以圖抗元。當時形勢，兵連禍結，天下淆亂，亂世之中，死亡隨時會降臨，文天祥顛仆其間，種種經曆發而為詩，輯為《指南錄》，作為這樣一部記錄苦痛曆程詩集的後序，文天祥在文中慨然述誌，豪情、正氣和苦痛交融。
臨危受命，文天祥官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這不是加官晉爵，享受榮耀，而是以國家安然係於一身，承擔了責任與苦難，《〈指南錄〉後序》說：
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眾謂予一行為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
兵臨城下，國破在即，文天祥“不得愛身”，慨然出使北營。在元軍營中，文天祥“抗辭慷慨”，維護國家尊嚴，“北亦未敢遽輕吾國”，外交上似乎有了一絲轉機。然而形勢突然逆轉，“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讒於後”，叛徒構陷，使談判變成被扣留。救國不成，文天祥毅然選擇取義成仁，“直前詬虜帥失信”。亂世之中，命如草芥，人人都畏懼死亡時，文天祥卻要求死，“但欲求死，不複顧利害”。輕生而重氣節，是文天祥麵臨亡國時候的選擇，而秉持這種選擇的人，在宋亡國之時，還有不少。清人萬斯同《宋季忠義錄》記載了500多抗元忠烈而亡的人物。太學生鍾克俊在元軍占領臨安後，賦詩雲：“自許有身埋漢土，可憐無淚哭秦庭。”而後投江而死。樊城守將牛富在城破之後，與元軍巷戰三日。身負重傷後，害怕被俘受辱，用頭撞柱以求速死，未成，又投火自盡。宋代的理學教育，提倡忠義精神，亡國之時，講求氣節的士人很多。文天祥是這些追求氣節之士的代表，與那些追求速死的節烈之士不同，文天祥並不是遽然殉國成仁，而是在痛苦中不斷煎熬，雖苦痛難耐始終秉持忠貞義烈。
扣押元軍營中，繼而被押解北上，文天祥隱忍不死，一路上尋找逃走的機會，“將以有為也”。文天祥《〈指南錄〉自序》說：“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尋機逃走和逃亡路上的種種苦痛，是文天祥在《〈指南錄〉後序》中主要描述的內容：
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海道，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
被押解到鎮江，文天祥終於找到逃脫的機會，從鎮江一路逃至真州，這期間，文天祥以《脫京口》為總標題，寫下十五首“難”字詩，分別為《定計難》《謀人難》《踏路難》《得船難》《紿北難》《定變難》《出門難》《出巷難》《出隘難》《候船難》《上江難》《得風難》《望城難》《上岸難》《入城難》。從踏上逃亡之路開始，一路苦難相隨，似乎寸步難行，每一步都困難重重，死亡或再次被捕的可能隨時存在，與殺身成仁相比，欲有所作為，保全性命，承受的壓力顯然更大更折磨人。
逃到真州後，文天祥還在策劃如何聯合未降官軍並肩抗元，孰料淮東製置李庭芝中了元人反間計，誤以為他是元人的奸細，下令逐客。到真州第三天，守將約文天祥視察城防，騙出城後，指斥文天祥等人為奸細，把他們拋在城外。從虎口中脫出，文天祥又陷入無助的猜疑之中，一路苦難的逃避，又添加了自己人的誤會和委屈，《出真州》詩有曰：“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義苦，平生隻少兩淮緣。”文天祥隻能痛苦地“南望端門淚雨流”。隨文天祥逃到真州的杜滸委屈氣憤，仰天痛苦，竟幾次要跳城壕自殺，被自己人冤屈的苦痛，遠遠超過受敵人死亡威脅的恐懼之苦。敵我分明之際，隻要咬牙堅持，或許還能看到生的光明，而真州城下的文天祥猛然之間陷入了徹底的孤獨無依之中，除了身邊隨從之人，全都是欲置他死地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