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時代共性與自由個性的並存
按照陳思和先生的說法，20世紀20年代應該是一個“共名”的時代，所謂“共名”，是指時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統一的主題，知識分子思考問題和探索問題的材料都來自時代的主題。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始終參與創造了時代“共名”的文化建構，他們提出“民主”、“科學”及“反封建”、“個性解放”等命題，文人作家並且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和倡導這些主題。“共名”文化狀態成為此時期作家表達自己社會見解的主要參照係，作家通過對時代關鍵詞的闡述來進行創作，不管其藝術能力的高低，寫出來的都可能成為被時代認可的流行作品，這也是為什麼一些在今天看來文學成就並不高的文本當年卻轟動一時的原因。
書信體小說即是在這種“共名”狀態下的新興文體，它與其他文體的小說一起書寫著那個破舊立新時代的特有風貌，共同抒發著當時熱血青年的苦辣酸甜，時代共性使它與整個五四文學息息相通。
五四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一切都在動蕩之中，隨著封建王朝的覆滅，傳統的宗法禮教日益崩潰，特別是套在青年人頭上的封建婚姻枷鎖，引起他們強烈的反抗。青年人對自身生活的失望，對窮苦大眾的關注和尋不到出路的苦悶成為極具共性的社會問題。這時西方文化思想的引進與傳播，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震撼，在狂飆突進的時代風尚影響之下，熱血青年對於社會現實的不滿與思考以及對於幸福人生的追求成為這一時期文學創作最集中最鮮明的主題。他們追求兩心相悅的自由愛情，向往充盈愛情的美滿婚姻，起而反抗父母包辦的強拉硬配，主張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愛人”。愛情、婚姻、家庭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婦女解放成為當時社會關注的焦點，也自然成為作家們寫作的共同話題。對於這些社會熱點，報刊上經常發起討論，如關於女性的貞操問題，魯迅、周作人等五四先驅們均有文章專論。作為現實生活反映的現代小說也不例外地書寫著這些時代主題，且這些論題更多地關注到人的內心，觸及靈魂的深處，所以更適宜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去表達。最能明白彰顯靈魂，最能自由抒發胸臆的日記體和書信體便成為作家們的首選。而這兩者之間，書信體既有主觀的隨意揮灑，又有客觀的閱讀驗證，較之日記體小說，它的真實感更為強烈，這點在本書緒論中已有專論，此不贅述。
浪漫抒情小說同樣較多地描寫那個時代知識青年的“公意”，而這“公意”最集中地表現於青年們對於自由愛情的向往與追求。“所謂時代性，我以為，在表現了時代空氣而外，還應該有兩個要義：一是時代給予人們以怎樣的影響，二是人們的集團的活力又怎樣地將時代推進了新方向，換言之，即是怎樣地催促曆史進入了必然的新時代，再換一句說，即是怎樣地由於人們的集團的活動而及早實現了曆史的必然。”茅盾的這段論述為文學創作的“時代性”指明了道路，依照此觀點，愛情類小說便須寫出五四愛情觀對於青年們的影響，以及青年們的努力怎樣地推動了新愛情時代的到來。前者最經典的標誌應數《傷逝》中子君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受著兩千年壓迫的中國女性終於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女作家登上文壇本身就是五四個性解放的一個標誌，女性也開始以“人”的形象出現在小說中，這與現代*所蘊涵的個人主體性有著密切的聯係。與子君一樣擁有同樣的個性出發點，馮沅君的《隔絕》裏纗華則進一步明誌：“身體可以犧牲，意誌自由不可以犧牲，不得自由我寧死。人們要不知道爭戀愛的自由，則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人身自由而外，作者提出了愛情至上的原則，在《隔絕之後》中，作者借纗華表妹之口總結“戀愛路上的玫瑰花是血染的，愛史的最後一頁也是血寫的，愛的歌曲的最終一闋是失望的呼聲。”這應該是為真摯愛情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一代青年的共同感受。為真愛而鬥爭，以死殉情成了五四抒情小說經常出現的主題。書信體小說也不例外，上舉《隔絕》中纗華死後，她的愛人式軫亦服毒而亡，以生命向封建勢力發出最後的抗爭。郭沫若《落葉》中男女主人公一個死亡一個隱匿，感傷情調濃鬱，但在受到愛情鼓舞時，那對抗命運的勇氣與力量無疑閃耀著五四青年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光輝。“運命是有一種偉大的力量，以我自己的生命力去抵抗時是無可如何的，但我也要徹底去抵抗它，去擊破它，苦悶著掙紮著要自行造出我的位置和未來。”女主人公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為了自由的愛情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是一代五四青年的共同心聲和行動指南。而這些作品的熱銷充分顯示了它們的影響力，也就是說青年們的行動已經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文學來源於生活，文學反映生活，文學也影響了生活，書信體小說與時代之風的互動使其具有以上茅盾所說的“時代性”。
除了對個體幸福的執著追求外，五四時期各種社會問題也引起了知識分子特別是作家文人的深切關注，“問題小說”、“人生寫實小說”觸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就是以個人生活經曆和心理變遷為內容的“自敘傳”小說亦未曾脫離現實世界。書信體小說亦是同樣，在對於自身人生道路的思考與探索中，在對社會現實的懷疑與迷茫中，作品提出了一個個嚴肅的社會問題，其人物（實際是作家）的思考雖然不免幼稚，但那份為知識分子獨有的敏感與責任深深地感動了廣大讀者，這些問題也從而引起整個社會的廣泛重視。冰心的《遺書》，廬隱的《一封信》、《或人的悲哀》，張資平的《曬禾灘畔的月夜》，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等均是這一主題下的優秀之作。
大革命的熱潮強烈地激蕩著有誌青年的心胸，無論是現實中還是虛構的文本中，進步的知識青年紛紛以平天下為己任，自覺擔負起匡扶國家、拯救民眾的使命，一改前一時期的思考與探索，他們將理想付諸行動，投身革命事業，其血氣方剛與勇敢犧牲的精神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甚至於以前被認為是最寶貴的愛情此時也可犧牲，“革命加戀愛”的小說中，主人公要麼是在失戀後毅然投身革命，尋找新的生活目標，要麼為了革命事業而放棄兒女情長，從20到30年代的青年人真正應驗了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在左幹臣《征鴻》、《遺書》，台靜農《建塔者》的“獄中”係列，顧仲起《寫給梅波的信》等書信體小說中均有著慷慨激烈和堅毅悲壯的描述。
五四又是一個張揚個性的時代，因為“個性解放”就是此時期所倡導的主題之一，所以“共名”之下，個性得以彰顯是五四時期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的又一文化特征。中國的知識分子還從來沒有如此暢快地放恣過自己的個性，沒有如此自由地揮灑過手中的神筆。“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一直是一個依附的階層，經濟上的受製必然導致政治上思想上甚至於人身上的依附，加上從識字起就接受的忠君式教育，更使得這種依附成為心甘情願的報恩。隻有到了近代，科舉製度取消後，截斷了文人們傳統的仕進之途，他們開始尋求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五四的人文思想使新時代知識分子重新認識到自身的價值，首先是自身作為“人”的意義，然後是肩負的“啟蒙者”角色。用陳思和先生的話說即從“廟堂”轉向了“廣場”，雖然士大夫的憂患意識仍未泯滅，但學有所長成為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學校教育的普及、出版事業的發展和稿費製度的興起使他們可以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而不必依附於某一階層，經濟地位的改變使他們從根本上區別於傳統的知識分子。擺脫了人身依附，五四文人顯得格外自由，寫什麼、怎樣寫都由他們自己作決定，加之所處環境、接受教育和個體性格氣質的差異所形成的不同文風，他們發表、出版的作品便充分地張揚著作者的鮮明個性和揮灑其獨有的藝術才情。自由的時代產生自由的人格，自由的人格創作自由的作品，冰心曾說：“請努力發揮個性，表現自己。”五四時期，自由解放的時代共性、豐富雜糅的個體特征和色彩斑斕的藝術個性絕妙地統一於各種文學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