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先生在考察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後總結道：“不能說某一社會背景必然產生某種相應的小說模式，可某種小說敘事模式在此時此地的誕生，必然有其相應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書信體小說的產生與繁盛也是同樣，除了上節所討論的時代文化和個體心理因素外，西方文學特別是歌德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翻譯引進，可以說對中國書信體小說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1.西方書信體小說的引入
從清末民初“林譯小說”開始，西方文學被大規模譯介到中國，這激起了當時人們對於西方文學的由衷向往，改變了國人對西方文學的偏見，使外國文學真正進入到國人的文化視野。特別是林紓的翻譯實踐為中國文學向外國文學的學習提供了一個窗口，而外國小說所展示不僅僅是域外風情，新的創作方法與創作技巧直接促進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和變化。即外國文學的因素逐漸地卻又全麵地滲透進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格局之中，其中尤以對小說創作的影響為最。施蟄存曾評價：“他（林紓）首先把小說的文體提高，從而把小說作為知識分子讀物的級別也提高了。”其實不僅僅是曆來被正統文學拒之門外的小說被提到文學的最高地位，中國幾百年來的小說章回體與呆板的固定形式也被打破，對西方藝術技巧的借鑒，小說從內容到形式都得到了巨大的革新。
作為新文學運動的主體和倡導者，五四時期的新文學作家是一個崇尚西方文學的讀者群體，胡適、魯迅、周作人、郭沫若等無不深受西方文學的滋養。周作人曾以“模仿”相號召，他把20世紀初期“小說界革命”以來成績微弱的原因歸結於“不肯模仿不會模仿”，因而提出“目下切要辦法，也便是提倡翻譯及研究外國著作”，“須得擺脫曆史的因襲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別人，隨後自能從模仿中，蛻化出獨創的文學來”。這一番話，具有某種綱領性：周作人這一代人在拒絕與否定他們的前輩——梁啟超、林紓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道路的同時，作出了自己時代的新的戰略選擇：從全麵、充分地翻譯、介紹與研究外國著作入手，擺脫曆史的因襲思想。五四作家理直氣壯地、毫無遮掩地承認自己作品的仿效性，這種仿效性或美其名曰“影響”成為五四新文學的整體特征之一。
五四作家大多在外國作品引領下走上創作道路，“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國的作家。”魯迅的這一說明，可以視為五四時期一代文學作者集體性的選擇。外國作品不但開拓著他們的心智，滋潤著他們的感受力，而且常常借給他們一些感情模式與表述模式。而當五四作家一致地以外國近代文學作為仿效對象時，他們與各自仿效對象所達成的心靈契合與藝術認同，便成為開創新的風格流派的重要依憑。書信體小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介紹進入五四文壇的。
書信體小說在西方有較長的發展曆史，較早有法國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劄》（1721年），由兩個出外遊曆的波斯人給朋友的信件組成文本，但沒有完整的故事結構，也沒有細致的情節，更談不上對人物的刻畫，內容多為二人借題所發的雜論，隻是具備書信形式而已，最多隻能算不成熟的書信體小說。英國作家撒繆爾·理查遜使書信體小說真正成為一種相對成熟的文體，1740年至1754年間，他先後出版三部長篇書信體小說《帕梅拉》、《克拉麗莎》和《格蘭狄森》，在當時即引起極大的轟動，他被看做是近代書信體小說的真正創始人。在他的影響下，盧梭和歌德都開始嚐試書信體小說的創作，相繼出版了著名的《新哀綠綺思》（1761年）和《少年維特之煩惱》（1774年），並帶動了一批作家進行這種文體的創作。較著名的有英國作家斯摩萊特的《漢弗萊·克林克》（1771年）、範妮·伯尼的《埃維莉娜》（1778年）和法國肖德羅·德·拉克洛的《危險的關係》（1782年）等。書信體小說之所以在18世紀的歐洲得以蓬勃發展，與這些國家當時以私人書信進行交往的社會風氣有關。而五四時期的中國，書信亦是非常普及，尤其在文人學者和青年學生中間更是異常發達，前麵關於“情書熱”的考察與論述已頗能說明這一現象，正是在真實書信繁榮的基礎上虛構的書信或曰偽書信的書信體小說才得以迅速地發展壯大。
作為啟蒙文學的一分子，此時期的書信體小說和其他文學樣式如哲理小說、舞台戲劇等一起肩負著啟發民智、傳播新思想的重任。我們可以從鄭振鐸在1925年的一段關於英國文學史的論文中看出端倪：
狄孚雖然於小說有大成功，然英國近代小說的創始，卻不得不推出版於一七四零年的李查得孫（samuel richardson）的《巴米拉》（pamela or vinue rewarded）。……他（李查得孫）的故事俱以尺牘的體裁寫出，這比《魯濱孫漂流記》之用自敘傳的文法更容易表現出他的人物們的心理。他的小說在民治觀念的發達上也很影響。在十八世紀的時候，乃競以一個女仆為小說中的女主人翁，這實可使人打破階級的觀念。《巴米拉》與《卡拉麗莎》都譯成了法文，在歐洲大陸有很大的勢力。狄特洛（diderot），一個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他以李查得孫為足以擠列於摩西，荷馬，優裏辟待及莎福克裏士。史的爾夫人（mme de stael）及盧騷都熱烈的稱讚他。盧騷的《新埃羅以斯》（la nouvell heloise）且是以《卡拉麗莎》為模範的。後來，法國詩人繆塞（alfred de musset）競宣稱《卡拉麗莎》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
這裏的《巴米拉》即《帕梅拉》，其中“他的小說在民治觀念的發達上也很影響。在18世紀的時候，乃競以一個女仆為小說中的女主人翁，這實可使人打破階級的觀念”等語便是對這部小說社會功效最恰當的評價。而《波斯人信劄》、《新哀綠綺思》、《少年維特之煩惱》本身就是啟蒙文學的代表作品，不僅如此，獨特的文體特征又使它們作出了更大的成就：“18世紀興起並廣泛流行於歐洲各國的書信體小說在建構近代西方主體性方麵發揮了重要的曆史性作用，它以極其私密化的*題材、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主觀的和即時性的時空模式以及充分的對話性，建構了符合時代要求的主體性話語，最終將近代西方曆史主體從傳統的集體性社會引出，走向以個體化為特征的現代社會。”張德明先生的這段話準確地概括了書信體小說的曆史貢獻。
五四時期的中國與18世紀的西方社會極其相似，對人的啟蒙成為時代賦予文學的首要任務，“人的發現”、“人性的解放”以及“個體的自由”成為文學作品的共通主題，相似的社會、文化和心理背景，使書信體小說這種獨特的文體一經引入便如魚得水，在19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壇結出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