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祺的《致死者》寫抗婚女子咳血而亡，有婦之夫的情人抱恨終生，萬念俱灰之下他出家為僧，但仍然難以平息心中對戀人的思念之情，輾轉反側中遂寫成這部“致死者”的情書，書前有劉大白和俞平伯的序，劉大白主要談論人們要認識“滅欲底不能”，認識“愛力底強烈而設法疏導它”；俞平伯則認為此書雖然哲理的發揮也很多，而大體是局中人言，惟結尾一轉，弦外微音，悠然意遠，卻令人別有會心。從兩人的序中我們已經可以大體了解這部小說的主題及特色了。愛人曼麗的逝去讓龔蘊真傷感欲絕，但求速死，當發覺自己胸部微痛時認為是“一個如何好的現象”。在訴說了自己的悲痛之後，回憶了二人的交往過程。恰如文中的同學們常說的戲謔之語“謠言是事實之母”，他們二人開始是無心，被別人的謠言說成是真的了。然而“恨不相逢未娶時”，善良的曼麗勸他愛自己的妻子，“因為現代的社會上，最可憐的，就是像她這一般女子”。“你又說是愛她就是愛你。”擁有這樣愛心的女子的確是少有，矛盾苦惱之中，主人公辭職離校，奢望回故鄉以排解胸中苦痛，和眾多遊子一樣，迎接他的並不是溫暖的親情，現實生活的齷齪與尷尬逼他再次離去，來到雲峰寺剃度出家。與其他同類作品不同的是，該文本沒有一味書寫愛情，在銘心刻骨的傷痛而外，貫穿全文的是敘述者的思想變遷，特別是出家以後，規律的作息和單純的生活的確稍稍減輕了他的痛苦，但日久以後，看到僧人吃喝嫖賭和寺院巧取欺詐種種惡行，再研究佛典，最後他完全改變了對於佛教的看法。人生的各種苦難並不是求佛所能解決的，“這都是社會製度不良，婚姻製度惡劣的緣故，我們該求解脫的，應該是謀社會製度底改造，婚姻製度底完美。社會改造成功了。婚姻製度完美了，五陰盛苦，也必隨著解脫；人們放他們底身心於事業上，於學問上，那裏還會感到五陰底盛熾呢。”最終主人公決定重卸袈裟，當然永藏於心的還是愛人曼麗的影子，所以在結尾才幾乎會把另一女子當作曼麗。鑒於以上原因，《致死者》相較於其他書信體的愛情小說，表達內容更為豐富，人物形象更為豐滿，是不多見的涉及哲學層麵的作品。
其他如黎明《愛的恕我吧》敘主人公卜木愛上女教師菁如，寫信表白“我前此之所以每每煩悶者，正如正在流行的‘青年的煩悶’，內容一半是‘青春不在’，一半是‘寂寞’，‘孤獨’。”這活畫出舊婚姻受害者的心理狀態。隻是作為一個知識青年，對於妻子咒罵得也過分了，盡管她有不是之處，而當妻子從家鄉找來，他無法解決之下隻有躲藏不見，未免不是君子行為。全文是采用倒敘方式，是在菁如死後翻看以前的情書，回顧往日幸福時光，但正如文中交代的，書信不完整，因而隻是片段式的回憶。王衡《愛之衝突》寫苦悶青年對於無愛婚姻的不滿，因為包辦的妻子木訥而毫無情趣。而郭沫若的donna carmela（喀爾美蘿姑娘）則屬於男子的婚外浪漫史，具有作家一貫的唯美色彩。
2.革命青年的熱情與迷惘
隨著1924—1927年國共合作和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廣大的進步青年為國內的革命形勢所鼓舞，積極投身到大革命的熱潮中去，熱血青年們甘願為國家為革命而獻身。原來以愛情為表現主題的現代小說也開始加入了革命的元素，“革命加戀愛”成為一時的創作主題，書信體小說也不例外。在1923年革命文學的濫觴期，革命與戀愛最初是統一在一起的，1928年左右，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現代*作為個性覺醒的表征在革命文學中往來衝突，最終被階級革命的集體主義所壓抑。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所要麵對的是如何從‘五四’的‘個人的發現’轉變到階級革命的集體主義。”
這一轉型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普羅文學的代表作家蔣光慈，他在1925年作的《少年漂泊者·自序》中說：“在現在唯美派小說盛行的文學界中，我知道我這一本東西，是不會博得人們喝彩的。人們方沉醉於什麼花呀，月呀，好哥哥，甜妹妹的軟香巢中，我忽然跳出來做粗暴的叫喊，似覺有點太不識趣了。……我想，現在粗暴的人們畢竟占多數，我這一本粗暴的東西，或者不至於不能得著一點兒同情的應聲。”作者的自信是有道理的，而且《少年漂泊者》的受歡迎遠在作者的意料之外，或許其原因也正是在於這種特別的“粗暴”。但和後來的革命文學相比，蔣光慈的這本處女作並沒有多少筆墨用在革命上，而隻是革命的前奏，依照本論文的分類，將其歸入社會寫真更符合它的實際。“我們也可以把《少年漂泊者》、《鴨綠江上》和《短褲黨》特別的提出來，因在這三部創作裏所表現的完全是一部革命青年的三部曲。《少年漂泊者》代表初期的青年，對於一切懷疑，想找出路，而有了革命的要求的時期，但要求那一種的革命他們是說不出來的。《鴨綠江上》代表了革命青年的第二期，在這一期裏的青年是認清了自己所需要的是那一種革命了，然而還沒有挺身向前。《短褲黨》代表了第三期，代表了青年的革命家表現他們最偉大的力的時期，是青年革命家的血沸騰到最高點的時候，是他們勇敢向前，走上犧牲的血路的時期”。比較之下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少年漂泊者》重點在於對走上革命道路之前熱血青年生活經曆的描述，和對他們內心革命要求的表達。除蔣光慈外，太陽社的孟超的《夢醒後》（1930年）、戴平萬（筆名戴萬葉）的《出路》（1928年）也都是書信體的普羅小說。
左幹臣的《征鴻》（1928年）就是犧牲小家為國家的典型之作，這部中篇書信體小說書前有題記“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征鴻，意為遠飛的大雁，本書中即指主人公趙熙，他因刺殺s督軍事情暴露而被殺害，開頭敘述趙熙的朋友“我”，去其遺孀那裏拿到十封信，是趙熙在刺殺督軍途中寫給妻子的，正文即由此十封信組成，別老母、離弱妻、拋幼子的他完全是為了國家去犧牲，因為“家之所以成家，完成要靠國的力量，國若破滅，家也就無由生存。所以我們要求家之安全，必先求國之存在。”和他共同參與行動的幾位革命者，也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熱血青年，都有美滿幸福的家庭，但是為了共同的理想，他們一起踏上了不歸路。十封信寫得情深意切，對革命事業的執著、對親人的關心囑托，特別是對妻子的情愛，因為有了對國家的崇高之愛更顯濃烈深沉，頗有林覺民《與妻書》的情懷與風采。隻是多了因情節而造成的緊張與懸念，因事件而刻畫了革命者的英雄群像。作者的另一篇書信體短篇《遺書》（1928年）與此類似，同樣是革命者在行動前寫與妻子的訣別信。
大革命從*急劇轉向失敗的1927年，是中國政局發生“大地震”的一年，也是進步作家心靈發生“大地震”的一年。王任叔《三封信》（1930年）寫革命落潮期，青年的抑鬱、彷徨、無助與幻滅，並再次籠罩了自殺的陰影；周全平《給△弟》（1929年）寫對慘案的反思，顯示了在大的運動到來時，青年的理智思考。有鬥爭就有失敗，革命文學中也有低調的情緒、冷靜的反思甚至誤會的犧牲。劉大傑《殘花》（1928年）的主人公俊夫是大革命時期典型的熱血青年，對於革命和愛情都有著美好的理想和憧憬，雄心勃勃地要幹一番事業，“我勇敢地向革命和戀愛的路上前進。我相信我們的愛情是血淚的愛情，是悲壯的愛情。我們願雙雙為革命而死，願雙雙唱著革命的壯歌，把國賊殺他一個幹淨。……我決不因愛情而拋棄國事，同時我又相信愛情，能增進革命之力。”然而殘酷的現實和複雜的鬥爭使他備受挫折，女友容華從武昌傳來的消息，說有人指認他是反革命叫他以後少通信，而她後來卻與軍校教務主任結婚；朋友之妻秋單戀他而憂鬱致死，黨部因此而將他開除了，朋友們也對他有誤解；家裏又來電報妻病母亡，層層重壓之下，俊夫在回家的途中投江身死。小說還是以愛情為主，但對於革命陣營內部矛盾的描繪使文本表達內容更加充實，人物形象也更加立體豐滿，革命不僅僅是喊喊口號，揮揮拳頭，還有戰場捐軀，更有無謂的犧牲。麵對不盡如人意的現實，作者對文學還是滿懷著希望的，“文學與國家社會的關係重大……專寫這病的戀愛，在現在的中國，實不需要這種作品了。除把青年引到頹廢煩悶之途外，還有何種效果？……勸你少寫幾篇‘梅蘭芳的’文學，多寫幾篇‘魯智深的’文學，藉此可以鼓勵消沉的民氣”。
戴萬葉在他的書信體小說《出路》中，借人物杜君的口說出作者自己對於革命文學的看法：“現在，提倡革命文學很時髦，亦不獨你一個人要提倡。你千萬不要弄得著作界的革命文學的呼聲很高，而所產生出來的作品，卻是換湯不換藥的無聊作品呀！同時，你的真正革命的作品，卻沒人敢要，沒人敢買；那麼，你就要上大當了！萬君呀，我正恐你將為提倡革命文學而餓死呢！”並進一步提出自己的希望：“然而，你若能夠向文學界中，轟轟烈烈做一場，亦算一場很大的功績。我希望你一聲霹靂，把那些在象牙塔裏酣睡的文蟲，在十字街頭彷徨的文蛋，都嚇得心驚肉跳，偃旗息鼓了。”而這篇小說本身即是描寫22歲的革命者杜君鬥爭與逃亡及最後被槍決的事跡。他告誡朋友萬君不僅要靠文學，還應有切實的行動，堪稱是真正的革命文學。
羅西是歐陽山在1926年至1932年間使用的筆名，楊義先生稱其此時期的創作為“羅西時代”，本期作品多以愛情題材而聞名，著作之豐，引人注目。計有長篇小說七部，其中《玫瑰殘了》、《桃君的情人》、《蓮蓉月》三部為書信體，短篇集五部，共有書信體小說三篇，分別為《流浪人的筆跡》、《孤注》和《××姑娘的尺牘》。中篇《蓮蓉月》較為簡單，敘述校園裏的少年戀情，美好的初戀雖沒有結果，但仍然是讓人難以忘懷的。另外兩部則複雜得多了，《玫瑰殘了》（1927年）抒寫愛情與金錢、個人與社會、夢幻與現實的衝突，哀婉纏綿，一唱三歎，或引濟慈和郭沫若的詩，或錄書中人物自作的詩，文體不盡一致。對於社會黑暗現實的揭露使它可以歸入社會寫真類，而對於內心的剖析又可看到知識青年的心靈軌跡，誠如書中告白：《玫瑰殘了》“隻是我的一篇心的供狀罷了。”與此書題目的傷感氛圍相一致，是主人公v找不到出路的悲戚，而在小說結束後，作者自己致語：“在這樣一個世界，尤其在這樣一個中國，除了集合許多的共鳴者起來把社會破壞一下，實無別的出路——除了死！”從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革命的曙光。《桃君的情人》（1928年）就是“革命加愛情”且以革命為主了。文本分為上、中、下三部，上部“她的九封信”是“桃君的情人”傲英寫給桃君的書信，桃君在與她同居一段時間後，開始見異思遷，傷感失望之餘，傲英決定到s縣去為黨做宣傳工作。中部“她的日記”是傲英在s縣的四篇日記，在此我們知道她隻剩70天的生命，日記中沒有敘述多少革命工作，倒是刻畫了何紹斯這樣一個同誌形象，他既想追求傲英又沒有膽量。下部題記為“桃君的情人的結果”，轉而用第三人稱全知敘事，傲英回到廣州，桃君已經和新情人難分難舍，傲英完全把精力放在了煙卷廠的女工會工作上，後來工聯和工協發生武力衝突，當和她一起工作的領導者去香港避難時，她留了下來。整個下部都是寫她的革命工作，篇幅占到全書的三分之二以上，這在以革命和愛情為主題的小說中是不多見的。傲英既是一個善良純情的知識女性，又是一個堅強幹練的女革命者，她與徒有華美外表、內心自私怯懦、一事無成的桃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生命最後短短的70天，她活得無比充實，是現代文學中較為豐滿的女革命者藝術形象。
謝冰瑩的《清算》又回到了“革命加戀愛”的老路上，但因為有真人真事作背景，於1931年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後，引起當時文壇的極大轟動，這部很有自敘傳色彩的書信體小說，將作者自己與其愛人符號的感情矛盾公之於眾。文本是女革命者格雷寫給自己的丈夫奇弟的一封長信，書信體的傾訴性特點在這裏得到近乎完美的發揮，寫信人詳盡地展示自己的情感經曆，解釋存在於兩人之間的誤會，對自己曾有的“沒良心”進行自責，也分析了彼此的感情危機，表明對奇弟已經無愛。之所以在感情逝去後救他一命，完全是為了他能夠“重上征途”，繼續工作。在對丈夫坦白了自己的情感波瀾之後，格雷決定掙脫這一切牽絆，獻身於革命：“我們是有思想的，有理智的，有信仰的，我們有比愛更重大的事業要幹，我們的精神都集中起來吧！”擁有相同思想的另一個人物f，雖然和格雷深深相愛，但不忍拋棄與自己以舊式婚姻結合的妻子，如果那樣做她隻有死路一條，矛盾苦悶之中，也是以革命來拯救自己的靈魂。《清算》是典型的“革命加戀愛”題材，也具有這類題材小說共同的特點，即寫戀愛心理頗為細膩真切，寫革命行為則充滿了標語口號式的宣傳意味；當愛情遭遇難題時，往往用投身於革命工作來解決一切。
其他表現革命者英雄形象的書信體小說還有時間有恒的《雅典娜》（1929年），寫女友獻身革命被捕後遭到殺害。徐雉《不識麵的情人》（1929年）講述菲葉與未見過麵的情人海西通信三年，海西參加北伐英勇戰死，菲葉抑鬱而終。顧仲起《寫給梅波的信》（1929年）比較獨特，是朝鮮青年到中國來加入北伐為革命形勢所鼓舞，寫給家鄉妹妹的信；《離開我的爸爸》（1929年）是作為資產階級的叛逆的兒子，寫給資產階級的父親的信，目的為表明自己堅定的革命態度。比較有特色的是台靜農的《建塔者》（1930年）係列，其中的《遺簡》、《鐵窗外》、《春夜的幽靈》為書信體，和集子中的其他篇目一起，均寫革命者的奮鬥與犧牲，特別是獄中生活和他們的人性情懷。作者稱這些赤誠的青年為“時代的先知”、“晨曦的使者”，稱他們為之獻身的事業為“我們崇高的人群的塔”，而他們的“血凝結成鮮紅的血塊，便是我們的塔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