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全國出現了許多的女校，清一色的花季少女聚集在一起，青春的萌動往往使她們在同性的姐妹身上寄托自己的性想象，“境遇性同性戀”便時有發生，它同時也是新青年追求個性自由的一種行動表露。章衣萍的《鬆蘿山下》是女學生淑琴寫給情人敏今的一封長信，敘述自己和同學玉蘭的一段情史。在鬆蘿女師讀書的淑琴家境小康，同學玉蘭卻父母雙亡靠伯父生活，但她自尊自強，學習成績總是第一。同情之下淑琴愛上了玉蘭，而和她們同住一個寢室的另外兩名女生出於妒忌，誣告玉蘭偷了她們的五元錢，最後玉蘭被迫停學，悲戚之下憤而自殺。小說描述了一段美好的青春回憶，少女性的萌動在此得以展示，不僅是她們，同寢的另外兩名女生也是擠睡在一張床上，可見這種情形在女校中是普遍現象。關於校園同性戀，許多文學作品中都有表現，鬱達夫《她是一個弱女子》、《茫茫夜》，廬隱《麗石的日記》、《海濱故人》，石評梅《玉薇》，淩叔華《說有這麼一回事》等都屬此類，且看麗石的自白：“我從不願從異性那裏求安慰，因為和他們——異性——的交接，總覺得不自由。”然而在那樣的時代，這種戀愛是不會有結果的，就是當今社會，同性戀也還沒有被人們完全像異性戀一樣平等地接受，盡管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改變著傳統的目光。所以雖然懼怕傳統的婚姻，這些女性最後也還是與異性相結合，可見她們都是因特殊境遇而導致的同性戀，並不是心理或遺傳原因，惟其如此，同性戀才在20年代的校園裏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書信體小說中還有夢萍的《活屍》寫女學生的同性戀，因追求心上人而不得的精神痛苦，感覺自己像一具活屍，其他還有一些朦朧地帶有同性戀傾向的作品，如謝冰瑩的《寄給s妹的信》等。
黃藥眠的書信體中篇小說《痛心》寫男子的同性戀，分析得頗為深入透徹，從根源上探究了主人公y同性戀心理的形成，並細膩地刻畫了他以此為病的痛苦心情。“我身體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缺陷？我的心靈上為何有這樣的要求？我為何會變成了這樣變態的性格？啊，這些不都是早已被我所受的遺傳，和我所處的環境決定了的嗎？”y喜歡頗具女性氣質的男同學l，經常指導他的學習和生活，並給他劃定了交友範圍，l對他也是言聽計從，恩愛有加，但當y發現自己無法抵禦l的“肉的誘惑”時，他決定要終止這種不正常的“愛”，斷絕與l的來往，雖然從身體到心靈都極其痛苦，為了不傷害l他寧願犧牲自己。y拚命地壓製自身的欲望，整個人變得憂鬱、煩悶和神經質，以致別人在背後都認為他有神經病，而摸不清原由的l在幾次道歉賠罪無效的失望乃至絕望之後，毅然走自己的路了。畢業後，心灰意冷的y回到家鄉仍無法排遣心中鬱悶，幾經輾轉到一個小鄉村教書。和頹廢的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走向社會的l意氣風發，幾年後已經是社會名人、革命青年的導師了，在l的演講會上，y百感交集，不禁檢討過去自己的決定：
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毫不中用的人，變成該死而不能死的人？這難道不是為你的緣故？自然我不敢怨你，我真後悔，假如那時我能夠忍耐著，壓抑著我自己的欲望，我們還不是到現在都還是很好的朋友？……又假使那時候，我勇敢地向你宣告了我的要求，你如果接受了，那麼我的感情已有了宣泄的地方，或者也就因為得到你的幫助，和安慰，而做些社會上的事業；再不然，則我們抱吻在一塊，呼吸在一塊，至少也可以完成我們自己的世界，又何至同現在一樣，對於什麼都淡然寡味，妄生一世！又假使，那時我向你要求，你拒絕了我，毅然的同我絕交，那麼我也就可以灰心斷念無所戀戀於你而別求歸宿，又何至於三年以來都隻是拖泥帶水，表麵雖絕，而心裏不絕，營著矛盾生活之可憐！啊，什麼都完了，我當時已不能積極的征服我自己鄙卑的情欲，削除我自己狹隘的心腸，又不能勇敢地向你宣告我自己的要求，隻是不出一言的斷絕了關係，這是何等的卑怯，何等的可恥！唉，我才是陰鬱的，女性的，沒有勇氣的人呢，你真勇敢喲，你真偉大，你已犧牲了你自己，獻身於革命的事業了，你應該受人崇拜。但由於你的勇敢和偉大，卻越顯得我自己的無聊，怯懦，和卑下！
矛盾、追悔、自責和對l的羨慕與關切一起湧上y的心頭。實際上在那樣的時代，人們對於同性戀還沒有科學認識的情況下，y的做法是無需自責的，畢竟他委屈自己而成全了對方。如果當時把一切說出來，也許犧牲的就是兩個人的幸福了。當時的社會是無法接受這樣的“愛情”的，直到今天，雖然人們對待同性戀的態度越來越寬容，異性戀仍然被確定是常態的、正確的，同性戀被大多數人認為是可以理解卻不一定接受的，但這已經是一種進步了。20世紀末，西方性社會學界提出了酷爾理論（queer theory）“按照酷兒理論的理想，在一個男人不壓迫女人，異性戀不壓迫同性戀的社會中，性的表達可以跟著感覺走，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類將最終歸於消亡，男性和女性的分類也將變得模糊不清，這樣，性別和性傾向的問題就得到了圓滿地解決。”或許酷兒理想真有實現的一天，那時y們便不會再有煩惱，不會再感到痛心了。
愛情主題的書信體小說在描繪青年男女情感世界時，充分發揮了它長於抒情的文體優勢，但和此時其他文體的愛情小說一樣，作品反映的生活麵較為狹窄，主人公是躲在象牙塔裏的兩耳不聞窗外事的青年學生，情感是他們的全部，與愛人相戀相守是他們理想的終極目標，尤其是女青年，更以與心上人終成眷屬作為生活的全部意義，這便為她們以後的婚姻生活埋下了隱患。魯迅的《傷逝》就是此類現象最典型的注腳，作品以男子的視閾主要從經濟獨立的角度尋找問題的症結，得出“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的結論。當年以“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為口號，勇敢地邁出封建家庭的子君，其強烈的人權意識為她贏得了人身自由，但其精神追求卻湮沒在與涓生同居後日常生活的瑣碎之中，終日做伴的是四隻油雞和小狗阿隨。然而男性寫作的話語霸權使文本中的女性處於失語狀態，小說並沒有為我們去展示同居後子君的心理活動，隻是通過對人物麵部表情日益冷漠呆滯和語言逐漸稀少的客觀白描，由讀者自己去揣摩。
廬隱的《勝利以後》（1925年）則發揮作家的性別優長，直接以女性當事人的自我告白，對這種情形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瓊芳婚後的生活，我們從小說一開始對於他們居住環境的描寫中就可以感覺得到，單調、冷漠、抑鬱和煩悶是比較合適的描述。全文的主要內容是好友沁芝的一封來信，信中提到肖玉黯淡的談話“結婚的意趣，不過平平如是。”沁芝亦有同感：“這種回顧前塵，厭煩現在，和恐懼將來的心理又何止肖玉如此。……才出學校時我的抱負又是怎樣？什麼為人類而犧牲咧，種種的大願望而今仍舊隻是願望罷了！”；又說起冷岫“為了愛神的使命”與有婦之夫文仲結合，婚後的心靈無法平靜，第三者哪怕隻是形式的介入也已讓她深感婚姻的缺憾；還引錄了她們共同的朋友文琪的書信，文琪雖與常君情投意合，但因不甘於被人認為女子結局“不過爾爾”，在婚姻麵前躊躇不決。沁芝最後發出感慨：“唉！瓊芳！人們真是愚得可憐，當沒有結婚的時候，便夢想著結婚以後的圓滿生活，其實填不平的大地，何處沒有缺憾！”“我們真正都是傻子。當我們和家庭奮鬥，一定要為愛情犧牲一切的時候，是何等氣概？而今總算都得了勝利，而勝利以後原來依舊是苦的多樂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的念頭一打消，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其實，知識女性這種淡淡的憂鬱，在《海濱故人》中就已經有所流露，但那還隻是少女初涉社會的矜持與敏感，《勝利以後》則完全是“過來人”的切身體驗了。作品提出了比早期反抗包辦婚姻、爭取自由愛情更為嚴峻的問題，相對於封建勢力的名火執仗，人們內心長期積澱的習俗慣性，女子自身的軟弱依賴以及社會上的種種陋習偏見才是消磨鬥誌的軟刀子。“女作家筆底下的愛，在冰心女士同綠漪女士的時代，是母親或夫妻的愛；在沅君女士的時代，是母親的愛與情人的愛互相衝突的時代。到了丁玲女士的時代，則純粹是‘愛’了。愛被講到丁玲的時代，非但是家常便飯似的大講特講的時代，而且已經更進了一層，要求較為深刻的純粹的愛情了。”這裏沒有提及廬隱，實際上在她那裏已經追求著“深刻的純粹的愛情了”，而且還更深入一步地思考得到這愛情後，女子精神世界的苦悶與迷惘，即理想實現之後的空虛與幻滅。應該說廬隱的思考是深刻和超前的，女性作為社會人在獲得情感滿足後如何實現自身價值？或者說如何維持一種事業與感情間微妙的平衡？直到今天仍是我們探討的熱門話題。賢妻良母這一民間對女子的傳統衡量標準，現在依舊適用並且是大多數女性的自覺追求，“女強人”的稱謂則總是帶有些許的揶揄和貶義，多數知識女性如上世紀的“新女性”一樣，還在感情家庭與事業理想難以兩全的困境中艱難地掙紮。曆史前進了，女性的處境有所改善，但相對於社會中其他物質及精神文明的進步，女性解放的步子依舊緩慢，甚或更加曲折難行。
伴隨著校園浪漫戀曲的是向往愛情婚姻的家庭變奏。
五四時期是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關鍵時期，“人”在覺醒的同時，感受著傳統與現代意識的雙重擠壓。女性因為進入校園和走向社會，增多了同男子接觸的機會，剛剛走出深閨的少女們如出籠的小鳥，逐步擴大的社交麵讓她們有可能結識優秀的青年，而新女性的青春活力也著實讓男子們眼前一亮，於是一見鍾情也罷，日久生愛也罷，新鮮的愛情在他們彼此的心中開始生長。然而大部分男學生都已經娶了妻子，絕大多數女生也已由父母定了婚約，可以說是思想上海闊天空，現實中卻舉步維艱。在新與舊交替的兩難夾縫中，新青年的靈魂是備受煎熬的。
魯迅在談到自己的婚姻時，曾對好友許壽裳講：“這是一件母親送給我的禮物，我隻能好好供養她，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廬隱與郭夢良在相戀數年後結合，因郭夢良已有包辦婚姻在前，她備受社會的非議誹謗，而在郭死後，廬隱扶棺回到郭夢良的故鄉，與郭夢良的母親、妻子一起生活，度過的是可以想象卻難以描摹的黑暗屈辱的半年。處於新舊交替的時代，作為中國最清醒的智者，作為五四的先驅，魯迅廬隱們尚且如此，更妄談其他人了。實際上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劇，中國傳統的早婚使青年男女深受其害，從“人的覺醒”出發，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然而為著人道主義，又不忍讓結發的妻子陷入絕境，大家皆是受害者，無論犧牲哪一方，都是悲劇的結局，而這其中也總以女性所受傷害最大。
鍾敬文抒寫自己感情經曆的書信體散文集《未寄的情書》即屬此類，書前的“代序”頗能代表這些“愛人們”的心聲：
噙住！我們眼眶欲泛的淚流？
咽住！我們喉頭欲吐的哀詞！
讓眼前俄頃淒涼的沉默，
互訴了你我滿胸難形的苦趣！
不用怨天，妹嗬，更莫尤人，
我們隻歎息著彼此的生不逢辰！
任幸福之神振翅飛掠過身旁，
隻好各閉著眼睛，暗暗心傷。
並不是彼此全沒有衝鋒的神勇，
似乎聽見誰說，前路也正一樣虛空。
我們厭倦，我們尤其哀愴，
昏迷跌倒，同偃臥於這途中！
這樣野性難馴，卻又這樣委宛多情，
天生呀，我們的身心合裝盛著苦痛！
也好，就束著手兒倦教冥神去安排，
橫豎擺脫不能，叛逆也歸於無用！
——一七，六，一，夜作。
矛盾、哀怨、無奈與悵惘是他們的心理和情感的共同特征，而三個當事人的另一方又如何呢？當知曉“我”有了戀人時，“我的夫人——我名義上的妻子——竟逾山過海的找我到這兒來！可憐的伊，雖不敢大發醋潑，然失望與悲憤是滿含著的！”舊禮教下的元配妻子所能做的，大概也隻有如此了。作為弱者的她們無論怎樣都是犧牲品，所以魯迅決定“背著因襲的重擔”陪朱安女士一起作這最末的犧牲，而大多數的新女性也是善良而富於同情心的，“你說，我如果真的愛你，我不應當拋棄了她，我應當如對待你似的對待她！”愛情與人性的衝突在所難免而又不可調和，在《蔦蘿行》式的家庭關係中，就已經埋下了後來婚變的隱憂，造成這一切悲劇的原因隻能歸之於那個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