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鄧麗君的“福地”
封麵故事
作者：石鳴
香港鄧麗君歌迷會會長張豔玲一見麵，就遞過來一個信封，裏麵裝著鄧麗君逝世20周年紀念音樂會的請柬，這場名為“永遠的鄧麗君”的演唱會由香港青年愛樂樂團主辦，定於今年母親節、鄧麗君忌日兩天之後的5月10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在香港文化中心琳琅滿目的海報中，和這場音樂會的廣告擺在一起的，還有一部音樂劇，叫《感受鄧麗君》，從5月8日演到10日。5月6日，張豔玲還要帶領會員赴台灣金寶山鄧麗君墓去獻花，往年都是電話訂花，請台灣本地的花店代勞，今年是20周年，便格外隆重一些。“不隻是忌日，生日也送花，一年好幾次，我們都有聚會活動。”張豔玲說，“鄧麗君小姐逝世20年了，我們這個歌迷會1976年成立，到明年也要滿40年了，我們紀念鄧麗君，不是臨時，也不是額外，已經變成了一種日常習慣。”
香港現在留存鄧麗君足跡的地方已經不多了。70年代後期，鄧麗君曾經數次登台大放異彩的銅鑼灣利舞台（Lee Theatre），2001年2月開完最後一場演唱會後被拆遷重建，如今已經變成了時代廣場旁邊一個普普通通、遊客穿梭其間的購物中心。鄧麗君位於赤柱佳美道18號的故居，在她逝世後曾經短暫地開放為紀念館供人參觀，休館之後於2004年被轉賣他人，又經曆了重新裝修，麵貌全改，目前變成私人宅邸。鄧麗君當年簽約香港寶麗金唱片公司，寶麗金的錄音棚位於九龍區彌敦道231號嘉利大廈11層，1996年11月20日，鄧麗君逝世之後一年多，嘉利大廈發生了一起震驚全港的特大火災，錄音棚燒之不存，鄧麗君、許冠傑等人的一批錄音“母帶”也在大火中悉數被毀。唯有紅磡體育館，這座不僅承載了鄧麗君，後來也承載了許許多多其他歌星傳奇的場館還屹立著，卻在風吹雨打中顯得分外滄桑。
對比今昔，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總裁、原香港寶麗金唱片公司著名監製人馮添枝不禁顯得有幾分傷感，“現在的香港在設施方麵很落後了”。但是，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在華語歌壇的地位可謂是獨領風騷，這也正是鄧麗君在香港崛起的年代。
簽約寶麗金
在台灣，鄧麗君作為大陸移民第二代，被略帶幾分排擠意味地視作“外省人”。在香港，鄧麗君是從台灣來的歌手，也是外來，可是60年代的香港有一種“崇洋”情結。“香港之外，都是可供崇拜的‘洋’，台灣當然是‘洋’，就連澳門也是‘洋’。”馮添枝笑道。
在香港人的記憶裏，60年代末70年代初，香港流行樂壇掀起了一股“台灣潮”，從台灣來了一批歌手，有青山、姚蘇蓉、尤雅等人，鄧麗君隻不過是其中一員，也是年紀最小的一位。1971年，鄧麗君18歲，進軍香港歌壇一年，拍了一部名為《歌迷小姐》的電影，演唱了主題曲，上了剛剛成立三年的TVB的“歡樂今宵”。曾任“歡樂今宵”節目主持人的鄧英敏介紹說：“所有的歌星要在香港表演，唯一的平台就是‘歡樂今宵’。台灣歌手要來香港演唱，要宣傳，必須上這個節目唱歌，接受訪問。”
那個時候，鄧麗君在宇宙和麗風兩家唱片公司已經先後錄了很多張專輯，但還沒有一首成名曲。她的曲風以民謠、小調為主，人稱“娃娃歌後”，香港樂評人評價她為“可愛”，“聲音和個性都十分容易讓人接受，可說是個毫無個性的個性者”。1972年6月，香港成立了“青麗之友會”，這個歌迷會並不是鄧麗君“粉絲”專屬，“青”指青山，還包括一部分青山的“粉絲”。
“事實上，這股‘台灣潮’的根紮得並不深，從1969年開始，到1971年，兩年多的時間，慢慢就退下來。與此同時，兩家跨國唱片公司，開始在香港正式全麵作業，一家是百代唱片公司，另外一家就是德國的寶麗多唱片公司。”馮添枝說。
寶麗多進軍香港唱片市場，為了更好地整合資源，幾經買賣，最後收購了一家本地的鑽石唱片公司。當時香港玩樂隊的年輕人大部分都是在鑽石唱片公司出唱片，馮添枝當年是“The Mystics”樂隊的主吉他手，鄭東漢則是“Teddy Robin and Playboys”樂隊的主吉他手。隨著鑽石唱片公司變成後來著名的香港寶麗金唱片公司，鄭東漢成了寶麗金的總裁，馮添枝成了寶麗金的主要監製。
“那個時候，香港的音樂人分為兩半，一半是夜總會唱歌的歌手，徐小鳳、尤雅、鄧麗君都是，另一半是樂隊出身，彼此都是朋友，搞西方音樂，一起彈商業派對賺錢，後來變成了前一半人的製作人、老板。”國際華語音樂聯盟主席、香港音樂人向雪懷說。
正當馮添枝等人考慮應當如何利用本地資源，在台灣的時代曲潮流逐漸退燒之後，包裝製作出新一批歌手時，1971年，台灣歌手歐陽菲菲在日本唱片市場憑首張單曲獲得當年日本唱片大賞新人賞，這是第一次非日本籍的歌手獲得此獎項。1972和1973年，歐陽菲菲又連續兩屆入選NHK紅白歌大賽。1973年，香港歌手陳美齡也獲得了當年日本唱片大賞新人賞，在此之前，早早移居日本的台灣歌手翁倩玉早已成為日本的當紅女星。“幾位華人歌手在日本走紅，引起了日本寶麗多對日本以外地區的關注。他們和香港寶麗金是姐妹公司，於是派了一隊人過來，想在我們的介紹之下，找一些歌手到日本發展。”
鄧麗君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被簽到了日本寶麗多。關於她的簽約過程，坊間流傳著一種誤解，認為她是日方無心插柳的意外收獲，而香港寶麗金一開始並不願意向日方推薦她。馮添枝糾正了這種看法：“我們當時花了好幾個晚上，在全香港的歌廳裏麵看表演。我記得一天晚上，在旺角一個叫新興大廈的歌廳裏麵，有一個小女孩出來唱歌，她就是鄧麗君。結果日方整個團隊做了一個研究，回到日本，三個月以後通知我們，他們想簽鄧麗君。因此，鄧麗君簽的合約首先是日本寶麗多。”
許冠傑在2004 年香港演唱會上激情高歌台灣歌手歐陽菲菲先於鄧麗君在日本歌壇開拓出一片天地
1973年11月，鄧麗君與日本寶麗多簽約，與香港寶麗金的合約，要等到1975年才簽成。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鄧麗君去日本的經曆，極大地影響了她後來在香港乃至台灣、東南亞歌壇的發展。“她以前在台灣唱的時候，唱功並不很好，還需要訓練，在日本的訓練對她很有用。”向雪懷說。
去日本之前，鄧麗君在東南亞已經很紅，然而，“鄧小姐在東南亞受歡迎來得容易，因為對手不是很強。但是日本是一個組織力、係統性那麼強的地區，你一個沒有他們的根的歌手，要到日本去立足，一定要跟整個市場來拚，要和日本同輩的高水平歌手來比，而且，她前麵已經有歐陽菲菲、陳美齡，她至少要和她們看齊，不能丟華人的臉，所以這個原動力，也是令到她的整體形象發生改變，向高雅的定位變”。馮添枝說。
1974年，馮添枝去日本監製鄧麗君的唱片，給日方選歌提供建議，專輯的製作方向則是要高檔，“日本的樂隊、編曲、錄音，都是很高的水平，這樣製作水平的唱片，在香港還沒有”。
馮添枝感到，鄧麗君去過日本之後，從此跟其他的華語歌星“感覺上不一樣了”。“日本演歌向來影響到香港的流行文化，聽日文的演歌感覺固然好，但是鄧麗君是華人，唱中國話就更親切，但是水平又達到了（演歌）那麼高，所以她特別的風格令她變成全東南亞地區一個很少有的獨特歌手，地位也不一樣。”
香港音樂製作人張文新的說法是：“我覺得她唱歌的技巧進步許多。還有一點就是，她可說是以國語介紹日本歌曲的文化交流者。日本的曲風、感性與傳統的中國式唱法已在她的體內合二為一。這在香港而言是一種全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