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違規行為與商譽減值披露
公司治理
作者：吳虹雁 顧慧 劉強
【摘 要】 文章選取我國2001—2012年披露商譽減值準備的上市公司作為主要研究樣本，運用事件研究法，對比上市公司在披露商譽減值信息前後公司股價的異常回報率及其變化，探究投資者對商譽減值信息的短期市場反應，並進一步研究有違規行為的上市公司公布商譽減值信息的短期市場反應。研究結果顯示，異常收益率的均值和極小值在事件窗內會呈現出“V”字型變化趨勢，商譽減值信息的披露在短期內導致市場顯著的負麵回應，且上市公司的違規行為加劇了市場對商譽減值信息的負麵回應。
【關鍵詞】 商譽減值； 違規行為； 短期市場反應
中圖分類號：F23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5）22-0030-06
一、引言
有跡象表明，企業的商譽減值與上市公司違規操作存在緊密聯係。推遲披露、重大遺漏、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違規買賣股票、操縱股價等違規行為降低了投資者對這些上市公司的信心，會影響未來經濟利益流入企業，可能導致商譽減值。而商譽的減值則可能導致短期市場的負麵回應。為探究企業商譽減值與上市公司違規操作的關係，研究商譽減值是否導致短期市場的負麵回應，本文擬選取我國2001—2012年披露商譽減值準備的上市公司（共計342家）為研究樣本，采用實證分析方法，試圖從上市公司違規操作的次數、違規行為處理單位、違規類型和處罰方式等角度檢驗企業商譽減值與違規操作信息披露的內在關係。
二、文獻回顧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於2001年6月通過的第142號準則公告《商譽和無形資產》首次對商譽後續計量的會計準則進行了變更。SFAS 142準則實施當年，美國上市公司商譽後續計量方式有兩種選擇：允許繼續采用以前年度的直線法攤銷，或者適用新會計準則，並對以前年度的商譽攤銷進行追溯調整。Beatty和Weber（2006）實證檢驗了新會計準則給予企業職業判斷空間對SFAS 142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發現計提商譽減值準備的數額與上市公司債務違約風險大小、公司股價與其經營業績的關聯程度、上市公司是否有股權激勵計劃以及CEO的任期有關。SFAS 142實施後，Zining Li et al.（2011），Zang（2008）實證檢驗了商譽減值的信息含量，發現在上市公司披露商譽減值信息後，其利潤指標會出現異常下滑。此時，公司財務高管通常也會下調對企業未來盈利能力的預期。
Karl A. Muller等人（2009）發現商譽減值信息的披露滯後於上市公司持私有信息的股東進行的內幕交易。上市公司商譽減值信息披露前一個季度內，獲取上市公司私有信息的股東減持股票的動機非常強烈；在商譽減值信息披露前一個季度內，有內幕交易行為的上市公司在商譽減值信息披露後，其負異常收益率表現得更為顯著。若以（-14，0）為事件窗口，在披露商譽減值信息日，存在內幕交易上市公司的累計異常收益率市場反應強度為-22.3%，而沒有進行過內幕交易的上市公司市場反應強度僅有-11.5%。這些內幕交易人員（多數為掌握企業內部信息的大股東或者管理層人員）可能預測到商譽減值信息披露會降低上市公司股價，由此造成自身收益損失。Karl A. Muller等人將商譽減值披露後上市公司的股價與高管減持時股價之間差額的絕對值描述為內幕交易人員掌握的與單項資產商譽有關的私有信息的價值。
在上市公司對商譽減值的相關信息進行披露後，資本市場出現了明顯的負麵回應（Hirschey和Richardson，2003）。Bens和Heltzer（2004）對比檢驗了SFAS 142實施前後資本市場對商譽減值信息披露後的反應，發現商譽減值測試方法變更後，資本市場予以商譽減值信息顯著的負麵回應，但資本市場負麵回應的強度存在時差，商譽減值數額確認時點越往後，資本市場負麵回應強度越高。
Chen et al.（2004）實證研究發現，SFAS 142會計準則實施的第一年，商譽減值與企業當年股票收益率顯著正相關；SFAS 142會計準則實施的第二年，商譽減值與企業上年度的股票收益率顯著正相關，而與當年的股票收益率顯著不相關。由此認為商譽減值的信息已經包含在股票波動價格中，而且股價下跌會導致商譽減值。
Ahmed和Guler（2007）將商譽減值額與同期12個月的股票收益率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商譽減值政策變更後兩者之間的負相關性變得更為顯著，由此作者認為財務報表的可靠性得到了提升。然而，當統計樣本為計提商譽減值數額較大的上市公司時，這一結論就不成立了。因此，能否提升財務報表的可靠性還依賴於商譽減值的數額大小。
Francis（1996）研究了資產減值信息披露前一日與資產減值信息披露日的股價波動，認為資產減值信息的披露會導致收入和資產的變動並進一步引起股價和市盈率（P/E Ratio）的聯動。以（-1，0）為事件窗，將超額回報率與資產減值金額進行多元線性回歸，發現所有樣本公司的市場反應均為負。按照各項資產的細分，市場對存貨減值的反應表現為負，而對商譽減值的反應為中性，即商譽減值信息披露日資本市場的異常回報率並非顯著異於零。
馮旭南（2014）用Baidu指數作為投資者“信息獲取行為”的代理變量，以2007—2011年間的A股上市公司管理層業績預告事件為樣本，研究投資者“信息獲取行為”對公司股價的影響。發現在“業績預告”公布之前的四個交易日內，投資者信息獲取力度日益增加，並在預告公布當日達到頂峰，隨著“業績預告”前投資者信息獲取力度的增強，股價對“業績預告”的即時反應卻較弱。說明投資者的信息獲取行為具有價格發現作用，可一定程度上提前對“業績預告”信息作出反應。隨著投資者信息獲取行為的增強，股票交易量也顯著增加，從而呼應了信息獲取影響股價變動的觀點。
從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商譽減值信息的披露會給資本市場帶來利空的消息，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均支持這一觀點。商譽的價值預示著未來能夠流入企業的無形經濟利益，代表著眾多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未來經營狀況、競爭優勢、盈利能力和發展潛力的預期。商譽資產價值越高，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未來運營狀況越樂觀。如果上市公司商譽出現減值，必然會影響公眾對公司的預期，股東可能會因此減持相應的股票，上市公司股價出現下跌，市值縮水。因此，不難理解資本市場對商譽減值信息披露予以負麵回應的現象。目前，我國現行財務會計準則將過去“強製性”攤銷商譽變更為“自願性”披露商譽減值準備。為了達到盈餘管理目標，上市公司可能存在延期計提或少提商譽減值準備的動機，如果上市公司確實“自願地”披露了商譽減值信息，則公司經營狀況存在一些問題或許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有跡象表明，虧損公司計提商譽減值準備的比例顯著高於盈利公司，有過違規操作行為的上市公司計提商譽減值準備的比例顯著高於未發生違規操作的上市公司，這些無疑會加劇資本市場對商譽減值信息的負麵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