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群體召喚結構中“受眾”的地位
1.自由主義旗幟下的“我”。在標榜“自由”的現代社會，言論的自由一直都被為人類自由與否的標誌。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正當我們享受言論自由的同時，也成為謠言最有力的朋友。“西安保釣遊行”讓民眾迅速聚集的原因之一就是媒介社會的不斷發展讓民眾擁有了更多表達自由的權利，表達自由的欲望讓民眾集結在“保釣”自由的旗幟之下。“謠言”產生時，由於“外部生活和內在生活的分裂，使得個體失去現實與自信的聯係。”在群體召喚結構的（暗示、傳染）強烈影響下，“個體思想很容易就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向。[3]” “西安保釣遊行”是民眾擁有表達自由權利的體現，但同時多元化的自由表達，喚醒了民眾隱藏內心的情感——愛國，從理性情感層麵推動“保釣遊行”轉化為非理性的愛國行動。
2.群體召喚結構下的“我”。“召喚結構”最早是由德國著名接受美學家伊瑟爾提出來的，他認為“文本和讀者的相會使文學作品真正進入存在，但這種相會……總會留下有待填補的空白部分。[7]” “謠言”並非獨立存在，即使處於萌芽階段，都會喚起隱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促使人們相信它們的真實存在。“西安保釣遊行”中的“打砸事件”是個體被群體召喚參與傳播行為最好的例證，在信息處於醞釀階段時，人們通過新媒體進行信息的獲取與傳播。而當信息被點燃，“熱情”網民自發加入到“愛國”行動中。他們堅持自己的行動以證明自己的“愛國”情懷，並通過自己的行動感染周圍的人，將圍觀者一一“吸納”，使個體極易融入。因而，在“西安保釣遊行”實踐中，研究生媒介素養現狀提醒了高等教育者們在提升研究生培養質量的同時，尤應加強研究生德育工作的時效性與針對性探析，而研究生本身不應“隨波逐流”，在“眾聲喧嘩”中喪失信息的真偽判斷與理性思考。在舌尖“不斷井漫”階段，高校德育引導第一時間缺失，媒介素養教育長期機製不利，均是導致“打砸事件”中學生表現差強人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