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的召喚結構加速“謠言”傳播
媒介批評
作者：田鶯，楊靜，芋來生
摘 要：在對“謠言”進行分析時，不少學者都選擇分析謠言的程式化進程，以及謠言傳播效果的實證研究，但缺少對謠言傳播的動力分析。本文將從傳播心理學出發，通過對“脫離傳統秩序後個體的狀態”、“群體對個體強大召喚力”、“群體召喚結構下個體思維方式的轉變”三個維度的分析，試圖分析“謠言傳播的動力因素” ，以期提升在校大學生在認知與抵禦“謠言”方麵的媒介素養的實效性研究。
關鍵詞：群體；個體；召喚結構；動力機製；媒介素養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8-0053-02
關於“謠言”，奧爾波特和波斯曼認為“謠言是一個與當時事件相關聯的命題，是為了使人們相信，一般以口傳媒介的方式在人們之間流傳，但是卻缺乏具體的資料以證實其確切性。[1]”而後許多專家學者撰文並結合“謠言事件”，分析“謠言”的萌芽、發酵、信息激增、信息衰減，或者分析“傳受”二者關係，以期待揭示“謠言”傳播的奧秘。對“謠言”進行分析研究，除了對其傳播渠道、路徑進行分析之外，多數研究者都對傳播過程中的最大參與者與傳播結果的最大影響者進行“受眾”分析。從早期係統研究傳播效果的“魔彈論”到隨著實證研究發展起來的“傳播流研究”，“魔彈論”均遭到許多學者詬病。但無可否認的是，在傳播過程中，“謠言”不斷“召喚”受眾相信“事實”，受眾也在謠言的“召喚”下接受“謠言”信息，並成為“謠言”傳播的助推器。因此，在維護高校學生的安全穩定方麵，尤其是對“謠言”的認知與抵禦方麵，對於“謠言”傳播動力機製進行分析，不但有利於高校大學生媒介素養的提升，亦有助於加強高校德育教育的針對性與實效性。
一、群體召喚下“個體”與“群體”分離
1.群體召喚下個體的分離個體的“我”在與他人交流、溝通時產生“傳播”。“重要的航行、貿易和科學分離了人類社會的單個原子——那些有思想、有情感的單個生物——以後，人們活動的視角便成了‘我’。[2]”個體“我”一方麵繼承了以前群體的有形或無形的法規，對自我思想言行進行約束；另一方麵隨著自我空間的膨脹，個體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種族正是通過獲得結構穩定的集體精神，才使自身在越來越大程度上擺脫缺乏思考的群體力量，走出了野蠻狀態。[3]”
“個體”從“群體”中分離後，實現了對“權利”的分配。這裏的“權利”是指接觸到“信息源”傳播信息，在信息傳播中自覺不自覺地充當輿論領袖的權利。對於“謠言”產生而言，更多的是“信息傳播者”無意識的行為，即使有意識，當時也未能想到自我的傳播行為，可能對事件產生重大影響。
2.“群體召喚”下受眾自由權限的提升。霍布斯認為，“自由”本指運動的事物沒有外界的障礙；就人而言，自由就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辦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礙地做他所願意做的事情” [4]。而“群體”強大的召喚力量，點燃了人們心中“沉默的種子”，喚醒了表達自由的欲望。此時人們便不甘於作為“受眾”，表達欲的膨脹最終衍變為自身行動的動力。在封建時期由於個體言論自由權的限製，民眾認為偶然出現的事件（謠言）就是事實，促使民眾中的“謠言”轉化為行動。元朝至正二十七年，太原發生大地震……當時人們相信，震災是兵災的先兆……次年，朱元璋的軍隊攻陷太原[5]。隨後民眾更加相信“震災後必有兵災”，此後但凡發生地震便有百姓大規模的遷徙。在網絡社會日益發達的今天，個體無疑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當“釣魚島問題”愈演愈烈的時候，某專欄作家9月14日淩晨1時到2時，在不到一小時時間內，向30餘萬關注者發出21條帶有反諷、戲謔色彩的微博…呼籲聲稱愛國的中國人盡快效仿，將自己家的日貨，從相機到汽車，全部毀棄。[6]”隨後該微博被眾多網友大量評論、轉發，無形中他便成為“意見領袖”，如若我們不假思索隨性轉發，使得像這類別有用心的煽動性的言論廣泛流行，使社會不穩定因素急劇發酵，推動“打砸事件”，破壞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在古代，執政者控製媒介的發聲，一般人很難接近“信息源”。而在傳播渠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除了“意見領袖”對“謠言”有著重大影響外。個體樂於憑借現代傳播通訊，通過傳播通道發表自己的言論與看法。無論他們是否有意識地參與到“謠言”傳播活動，顯然因為這些脫離了“家庭”（群體）的個體加速了謠言的傳播。高校研究生雖然具備了一定的辨別“謠言”真偽的能力，但是由於其處於新媒體信息通訊的包圍之中，缺少相對的信息“約束力”，麵對“謠言”出於學生本無惡意的信息傳遞，也會無意地加速謠言的傳播。因而，為避免“謠言”的甚囂塵上，作為知識分子的研究生在閱讀與轉載消息（含博文）時應特別注意，注明消息來源或信息出處，扼“謠言”於信源，使“謠言”止於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