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填空”與記憶“補綴”
激濁揚清
作者：雷頤
長久以來，人們總說中國文化是“曆史的”。然而，現在的中國文化卻很難再說是“曆史的”了。因為“昨天”剛剛過去，就被迅速遺忘；不用多久，有關昨天的記憶可能就會成為忘得幹幹淨淨的“白茫茫一片大地”。或許鄧拓先生早就看到此點，所以在四十幾年前竟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呼籲要“專治‘健忘症’”。
然而，人們往往會有“我們緣何需要集體記憶”的疑問。其實，集體與個人一樣，當喪失了集體記憶時就會錯亂。因此過去的痛苦與欣悅、輝煌與衰敗、光榮與罪過都應該銘刻在集體記憶中，隻有記住曆史，才能麵對未來。一位俄羅斯曆史學家寫道，在俄國麵臨的大變動中，俄羅斯人民了解曆史的熱情空前高漲，因為人們認為俄國在20世紀幾次影響人類命運的巨變，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與俄國曆史有著緊密的內在關係。在俄國的啟蒙思想傳統中，文學一直起著特殊的作用，而現在，“曆史”則取而代之，“在文學止步的地方，由曆史學家撰寫的隨筆和論文展開了接力賽”。或許，有人會強調應當忘記過去，麵向未來。但正如一位波蘭曆史學家所說：“關注未來不能被視同願意忘卻，決不應該認為忘卻是通向社會和平的通行證，記憶是國內和平的組成部分。”因為有記憶，個人和集體才會對自己的過錯、罪孽懺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轍；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諒、寬恕迫害者。忘記過去，並不能帶來和諧。而健忘的集體，總會不斷地重複錯誤、罪孽，難以自拔；人類社會也將陷入“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悲劇循環之中。
保持真切的集體記憶並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有人倫品目焉。”由此可見，在中國的主流觀念中，曆史一直有著崇高甚至近於神聖的位置。“春秋筆法”也是古代中國文人在政治高壓下指陳時弊的慣常手法，因此古代曆代統治者對曆史的寫法也就極其敏感，總是想壟斷曆史的話語權。古代曆朝曆代，都要花官帑無數，修出“欽定”的“曆史”，即人為地規範集體應記住什麼、忘卻什麼。這種“欽定曆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體記憶空白，為偽造、塗抹曆史提供了可能。曆史能如此輕易地被忘卻、被塗抹，著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健忘”形成的一個重要學理原因是“唯文本”閱讀。當研究一個曆史人物、一個重大曆史事件、曆史運動時，往往將某個曆史人物的公開言論、自我表白，有關事件的宣言、主張、綱領等文本信以為真。殊不知，公開的“文本”與真實的“曆史”，往往相距甚遠，有時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個社會每個時代或多或少都會有各不同的“禁忌”；對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時空內的“書寫”往往“隻能這樣”“隻能那樣”。而學者往往也會有自己的偏愛或偏惡，對自己的研究對象，無論是人物、事件還是思想體係，可能有意無意地或者隱惡揚善或者隱善揚惡；對某種思想往往根據文本便闡發、疊加、附會了越來越紛繁、豐富、精巧、華美、恢宏的意義。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後來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對“欽定”的“記憶規範”和書寫者的主觀好惡形成的這種空白，缺乏應有的認識。
我也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曆史研究並結合自己曾經下鄉、當兵、當工人的生活經曆，才逐漸認識此點。有一番閱曆後，對自己青春年少時讀過的某一本書、某一段文字，當年深感艱澀難懂，現在頓感原來簡明易懂；當年認為無關緊要，現在才知原來至關重要。而這種要警惕“空白”、“空乏”的觀點，前人早有深刻論述，自己也早就讀過，隻是當年未能理解、體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