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捐款的時候，張義仁捐了五百，他一看其他同事，跟他同等職位的，大多都是一百或者兩百，閆明亮和舒學方這倆小子月薪是近四千的，可是捐錢的時候隻捐了兩百，特別是閆明亮這小子，又在哭窮，說自己窮的不行，生活費都不夠用了，捐款還是從牙縫裏擠出來的。
這讓張義仁十分的鄙夷，他很清楚，這倆小子前幾天還拉著木匠師傅去詐金花賭錢了，把人家的工資快給坑了一半——這倆小子現在學聰明了，知道細水長流，以前一次把人家坑到一分錢沒有，現在知道坑一半就收手了，這也算是一個進步。
除了公司的捐款之外，張義仁還特意去了銀行那邊，給紅十字會捐了兩千塊，不過，這件事他並沒有跟別人說，他還是那種小市民的心態，擔心自己在小市場擺攤發財的事情被同事知道了，會影響他的安靜生活。
捐款有不積極的，自然也有積極的，讓張義仁沒想到的是，業務員霞姐竟然是所有人中捐款最積極的，業務員的工資張義仁並不清楚，也沒有問過，不過按他的推測，怎麼也不可能有公司幾位高層的工資高，不過霞姐接連去銀行捐了好多次款，按照她自己說的，合一起捐了快有一兩萬了。
霞姐這人捐款之後，每次都會在辦公室裏說，對汶川那邊傳來的新聞，她也是最上心，最熱心的，每次說起那邊的慘狀，她都會歎息不已。不過，張義仁倒是感覺到了一點，其實霞姐捐款是帶著另外一種目的的，當年那個客戶醉酒死亡，她自認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年財運不順，身體不佳，都跟那一件事聯係在了一起。
可以說，那件事已經成了霞姐心中的一塊心病，這次給災區捐款，其實在霞姐的心目中，是某種意義上的贖罪，她希望捐款可以為自己贖罪。這其實也是國人的一種普遍心態，心中有愧疚的時候，就容易尋找寄托，不管是對宗教捐贈，還是這種對受災人群捐贈，都是抱著一種交易的心態——我花錢了，就應該得到解脫和祝福。
這種做法張義仁無法去評價，在他看來，隻要為災區盡了一份力，那就是應該值得讚揚的，隻是這種花錢消災的心態並不可取，因為很容易被披著宗教外衣的騙子利用，導致金錢上的損失。
另外一邊，張義仁的大學同學也有了消息，那女同學在公路局上班，地震導致交通堵塞，電話手機信號全部中斷，她過了一個多星期之後，才跟外界聯係上，她說自己沒有出事，一切都好好的。
一大幫同學都問她，汶川那邊地震很嚴重，很多房子都倒塌了，她真的一點事情都沒有嗎？她說公路局的房子蓋的好，地震一點都沒損傷，就是牆麵掉了一點皮，其餘的一點事情都沒有，他們在公路局的辦公大樓裏困了好幾天，水有的喝，就是吃的東西少了點，別的一點事情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