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儒家人物品評審美特性的影響
曆史哲學
作者：張宇紅
摘要：漢代儒家人物品評是儒家人物品評審美性特點的孕育成形階段，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也是人物品評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直接促成了“世說新語時代”的出現，這種審美直感的品評方式經久不衰，對於當今的工作生活仍具有極大意義。
關鍵詞：道德 儒家 人物品評 漢代 影響
人物品評，初稱“人物”，後多被稱為人物品評，通俗地理解，就是對人物進行評論，就是以人為著眼點，通過各種方式對人之各域或全幅進行觀察、體悟與評價。又稱人物品藻、人物品鑒。
儒家人物道德品評是以作家道德為標準，主要采取鑒賞的方法，即通過感受一個人的外在表現，如形體、語言、風度、舉止以及個性、才能等等，來察覺其內在生命中之天道呈現，如此則品評主體與被品評的個人在觀察過程中，形成的是一種審美觀照的關係，這種品評方式“不是訴之理智的分析，而是訴之直觀、想象和情感體驗的。”[1]它強調感性、體驗，品評者在“觀”的活動中可以自由發揮自身的想象力，而創造出一個所謂的現實對象。綜觀人物品評的發展過程，漢代可以說是這一審美性特點的孕育成形階段，其影響廣泛而深遠。
一、 審美性人物品評大量湧現
（一）承上啟下的漢代儒家人物審美性品評
漢代人物品評根本上延承了先秦以來一直在深究的問題，即人的某種內在本性，但綜觀此階段的人物品評，可發現它開始有意識地並進而非常明確地注重人所呈現的外在形貌儀表等，試圖通過可見之形、可見之才，來發現內在的不可見之性，采取的原則方法也延承了先秦時期，主要為審美直感。漢代人物品評是基於社會倫理和政治上的實用需要而興起，但審美直感本身具有無功利性內容，加上當時的社會政治形勢，使得漢代人物品評活動事實上超越了倫理政治的實用目的，而進入到了對人本身作為生命個體的顯示狀態的考察，萌生了關注人的生命狀態、精神狀態等的更純粹的審美意識。聯係先秦和魏晉，整體看來，漢代人物品評是人物品評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階段，有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漢代人物品評繼承了先秦時期人物品評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即通過觀人之言行等外在顯現，察人之內在心誌心態，例如通過眼神來觀人這一點。《孟子·離婁上》中孟子直接把人眼睛的明暗與人品行的正邪直接對應起來，作為觀察一個人的重要方法：“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剛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對此，《人物誌·九征》中寫道：“夫色見於貌，所謂征神。征神見貌，則情發於目。……五常既備，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可見漢代品人方法與先秦時有明顯的一路相承。到《世說新語》時代，用此法觀人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如《世說新語·巧藝》篇有“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由此例可見，《世說新語》與《人物誌》也是直接相承，實為淵流，而我們現在也常說“眼睛是心靈的窗口”，可知人物品評方法影響之深遠。
此外，魏晉人物品藻注重人物的“任誕”個性等，在漢末也有可見。如《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第十二》中記馬武：“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禦前麵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再如張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給，不問窮賤；如乖其誌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2]，可以說，漢代人物品評成為“以禮束情”到“任情廢禮”的一大轉變，為“世說新語時代”的出現做了鋪墊。
（二）漢代人物品評的發展促成了人物品評活動的一個重要轉折
到東漢，察舉和征辟製度本身沒有專職的選官人員等缺陷，使其漸成了世家大族互相吹捧、弄虛作假的工具，而諸多士人也因品評與自己的切身利益過於的緊密，而不惜傷身害性、矯揉造作，或巧行欺詐，釣取美名，漸漸成為聲名的奴隸，社會上出現了品藻乖濫、名實顛倒的狀況，再加上“黨錮之禍”，和抨擊現實的清議之風，人物品評便漸從崇尚道德節操（其實是崇尚道德節操的形式）變為崇尚才幹、剛勇，即“唯才是舉”。當然，這一標準，仍是依附於漢魏之際國家分裂，各豪強互相攻殺的政治需要，但它使德、才得以分離，動亂中的士人因此而能夠衝破儒家思想束縛，得以施展個體才能智慧，縱任個性，從正麵促進了魏晉思想解放、士人注重追求精神自由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