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對蘇外交
曆史哲學
作者：孔凡豔
摘要：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麵臨著複雜的國際和國內形勢，一方麵，日本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全部淪陷。另一方麵，西方英、美、法等各國從本國利益的角度出發，麵對日本侵華，保持中立態度；國際組織的軟弱無能，使國民政府依賴國際組織的政策最終破產。為了抵抗日本的瘋狂侵略，國民政府製定了“聯蘇製日”的基本外交政策，對蘇開展了一係列積極有效的外交活動。通過不斷的努力，在七七事變之後獲得了蘇聯對中國的抗戰支援，有利的推動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關鍵詞：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對蘇外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大陸政策的指導下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妄圖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首次發生的使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動，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國民政府對日實行妥協退讓的政策，企圖依靠英美等西方列強的力量，以國際“公理”解決與日本的衝突。然而西方列強為了維護本國利益以及在華的既得利益不願得罪日本，不僅不譴責日本的對華侵略，而且也拒絕製裁日本。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奉行反蘇反共政策， 中東路事件迫使中蘇徹底斷絕了外交關係，可是麵對日本瘋狂的侵略和國內抗日運動的不斷高漲，使蔣介石最終被迫選擇武裝抵抗日本。在無法得到西方列強支持的情況下蔣介石隻得尋求和中國同樣反對日本侵略的蘇聯幫助，達到“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的目標。
一、國民政府選擇“聯蘇”的原因
中俄兩國有著悠久的交往曆史，以鴉片戰爭為界，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840年以前，兩國是平等相處的關係，自鴉片戰爭以後，俄國與英法一樣扮演著侵略者的角色，以艦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通過一係列不平等條約攫取了大量中國的領土和在華特權。因此，對於中國而言，此時的俄國是一個強悍的侵略者。中俄關係開始發生轉折是在十月革命後，新誕生的蘇維埃政權麵臨著協約各國的聯合武裝幹涉，迫切的希望首先在遠東打開一個缺口，蘇俄的鄰國—備受列強壓迫的中國成為列寧關注的對象。因此，蘇維埃政府成立不久，列寧就積極地通過各種渠道，設法同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並分別於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發表了兩次對華宣言，闡述了蘇俄對華外交政策，願通過談判廢除帝俄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北京政府與蘇俄在1924年正式簽訂了《中蘇協定》，作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其意義十分重大：標誌著中蘇兩國由此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由此可見，在抗戰前蘇聯在中國扮演著極其重要的“援助”角色，所以，抗戰後國民政府試圖尋求蘇聯的外交支援，曆史上友好合作的傳統使雙方具備繼續合作的基本條件。
抗日戰爭注定是一場持久戰，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充分認識到了這個事實，根據當時的國內、國際環境的變化，製定出了務實的外交政策：“謹慎處理與各國的關係，力求多尋友國，減少敵國，擱置分歧，求同存異，使國際環境於中國有利”。在這個原則的指導下，蘇聯作為各大國中唯一與中國和日本都接壤的國家，它的政策動向對中日雙方產生直接的影響。雖然中蘇兩國是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都不同的國家，但兩國有著共同的安全利益，一方麵，麵對日本對華的不斷侵略，德國希特勒的上台，使蘇聯東西兩麵的安全受到威脅，而中國的全麵抗戰能夠有效的牽製住日本。另一方麵，國民政府看到英美短期內不會對中國提供援助，隻能尋求和中國一樣反對日本侵略的蘇聯的支持，製定了聯蘇製日的戰略，並將與蘇外交作為初期外交的重點。於是中蘇雙方形成了共同對抗日本的陣線。
20世紀20年代以來國際環境的風雲動蕩和國內形勢的變化也使得國民政府選擇與蘇合作變得極其重要。從1929年開始世界經濟危機席卷全球，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遭到重創，德日相繼走上了法西斯主義道路。日本為擺脫經濟危機，轉移國內視線悍然發動了以侵占中國東北為目標的“九一八事變”，打響了侵華戰爭的第一槍。事變後，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確定了依賴國聯的外交策略，然而英法美等帝國資本主義國家操縱下的國聯根本不可能徹底為中國伸張正義，他們為了維護其本國利益對日本的侵華行徑實行綏靖政策，使中國對於國聯的幻想不斷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