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士人格建構新探
曆史哲學
作者：袁琳
摘要：近年來，有學者用新視角重新剖析屈原人格，基於這種影響，筆者也從執著精神、實踐理性、詩性人格三個方麵，對屈原士人格建構做一個新的探討，認為屈原是古代士人乃至中華民族性格特征的一個原型，經過數千年的繼承和發展，通過整合和積澱凝聚為中華民族性格血液的一部分，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關鍵詞：士人格；執著精神；理性意識；詩性
屈原對後世影響深遠，不僅在於其留下的瑰麗文學遺產，還在其高潔的人格精神。人們將其深深植入他們的生命中，使得屈原的人格範式融入中華民族的性格血液中，成為集體無意識。除了傳統意義上屈原的愛國熱忱、“美政”追求和“內修”品質，其人格中還隱藏著其他一些品質，這些品質在現今看來也是一直潛伏於中國士人的性情中的。進一步挖掘，我們不難分辨：
（一）為“道”殉身的執著精神
清代學者王芬曾說：“我觀戰國之世，有三人焉：以舉世皆趨利慕勢之徒，而有被服仁義，守先待後，尊王賤霸，如孟子其人者焉；舉世皆朝秦暮楚之輩，而有誌篤忠貞，謇直不撓，沉身不去，如屈子其人者焉；舉世皆同流合汙之人，而有高瞻遠矚，特立獨行，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如莊子其人者焉。”①屈原的生命路程和人格精神與戰國士人整體所呈現的風氣確是極為不同的，最集中的體現，便是為“道”而殉身的執著精神。
在屈原看來，“道”是能振興楚國的“美政”。他“博采眾長，內求諸己”，在對現實黑暗政治的痛斥與思考中，展示對美政理想的執著追求。雖然理想政治無法實現的痛楚與悲憤，使屈原作出痛不欲生的靈魂呐喊。但更多的還是為實現美政而“雖九死其猶未悔”②的拚搏執著精神。這種精神在《離騷》和《九章》中處處可見：“餘將岔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雖體解吾憂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乎民心”③。然而，沒有了理想和美政，徒剩下行屍走肉，“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痛苦無人體會，縱身一躍，隻為道而死。這種執著對於後世士人追求美好價值觀的積極影響，和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意義是重大的。最早受到這種執著精神影響的就是司馬遷了，他們有著相似的命運遭遇和執著精神，這一點在《史記》中表露無遺，後世效法者舉不勝舉。每當需要鼓舞鬥誌，執著向前時，屈原便再次活在人們心中。這種為“道”殉身的執著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國魂，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正如這句評價所言：“後來的人們對於屈原的熱烈同情和崇敬，與其說在於他的政治理想的具體內容，毋寧說更在於他對理想的堅持精神。”④
（二）實踐理性意識的覺醒
春秋戰國時期伴隨著士人階層的崛起，理性意識也開始覺醒。他們超越經濟和地位的限製，從國家、社會、百姓的宏觀角度來思考問題，渴望天下一統，進而要求自身，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實踐理性是李澤厚提出的觀念，他說：“把理性引導和貫徹在日常現實世間生活、倫常感情與政治觀念中不作抽象的玄思”⑤就是實踐理性。這種實踐理性意識在戰國士人的身上有所體現，特別是儒家。屈原作為楚國貴族後裔，博聞強誌。而當時南北文化多有交融，他必定對儒家思想有所學習，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其作品中，多有民本思想的體現，如《離騷》《九章》中，一再傾訴“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鋪”、“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⑥等等。同時，屈原作品中處處顯露出他對內修的重視和追求，這與儒家文化所重視的修身也是不謀而合的。此外，屈原最具理性意識的代表，唯《天問》是舉。《天問》中對古代一係列政治、自然、社會生活方麵的種種發問，大膽置疑，讓屈原人格中的理性意識顯露無疑，如“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天命反側，何罰何祐”⑦等等，懷疑本身就是理性的表征，更何況是對天命、神聖的懷疑。屈原異於諸子，雖未著書立說，但《離騷》《天問》等作品中所內涵的理性思想，也為後世士人汲取吸收，繼承發展。直至今天，對於理性的探討，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