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文化身份的回歸
語言文化
作者：劉嵐
摘要：全球化語境下，譯者的文化身份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即既融合外來文化又維護本土文化，二者既矛盾又統一。在翻譯教學中，要警惕向外來語言和文化“一邊倒”的傾向，適當向漢語和中國傳統文化傾斜。本文首先總結了全球化語境下的翻譯與翻譯教學的特征，揭示了譯者本土化意識的重要性，最後探討了譯者本土化意識的培養途徑，指出譯者的文化身份最終須回歸本土。
關鍵詞：全球化；本土化；翻譯；翻譯教學
一、引言
當今世界最深刻的變革莫不與全球化相關（胡誌國，2009）。在這樣一個充分互聯的世界裏，一條信息瞬間就能傳遍全球，這種信息大爆炸式的傳播速度使得人們不得不關注到全球化飛馳的腳步。
在全球化語境下，譯者具有多重身份，不僅要擔當起語言溝通者的角色，還要充當文化交流的使者。在這個過程中，譯者的文化身份是“既融合外來文化又維護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矛盾體，具有鮮明的全球性和本土性兩重特征”（趙曙明，金春偉，2002）。從概念上來說，本土化與全球化是相對的兩個過程，但從實質上看來，本地化來源於全球化，兩者相輔相成，又互相作用。因此，譯者要正確地認識全球化與本土化辨證統一的關係，將外國的優秀文化移植於本國的土壤中，並且開出適應本國水土又充滿異域芬芳的花。即譯者須充分考慮翻譯的二元性（李晶，2012），既具有全球化思維有兼具本土化意識。
二、全球化語境下的翻譯研究與翻譯教學
隨著“數字化”、“網絡化”時代的到來，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已經織成一張極其細密的網，將世界的每一角落都網羅其中。翻譯是語言與文化溝通的橋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大潮的衝擊。當今翻譯最大的語境莫過於全球化了。全球化的翻譯在越來越密切的國際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地位是無可取代的。
James Holmes（1972）在《翻譯的名與實》（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首先描述了翻譯的實質和研究內涵，翻譯學學科自此確立。而後，西方經曆了翻譯理論從70年代發端到80年代中興再到90年以後的逐漸衍變的發展過程。特別是20世紀後半葉以來，Susan Bassnett和André Lefevere倡導翻譯的“文化轉向”在更廣闊的文化層麵展開討論，將翻譯學這一邊緣學科帶到了學術研究的中心。潘文國（2002）在提到“翻譯學”的學科性問題時，就曾主張從西方翻譯學學科的形成和發展的曆史中總結經驗吸收和借鑒到中國翻譯學科建設中。以愛爾蘭都柏林大學的翻譯家和理論家Cronin（2003）的《翻譯與全球化》為標誌，翻譯理論多元化構建的新範式誕生。在國內，清華大學英語係教授、比較文學專家王寧（2004）的《全球化和文化翻譯》也堪稱全球化視角下中國本土化翻譯的範本。近年來有關於翻譯與全球化的研究層出不窮，在知網搜索引擎中輸入“翻譯”和“全球化”兩個關鍵詞，得到了21 447條結果。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信息交流平台正逐步建成，有關翻譯理論也必將得到充實和繼續發展，全球化外語教學格局下的翻譯人才培養勢在必行。
在國內本科階段，翻譯人才的培養絕大多數都依附於英語專業（或其他語種）下的翻譯方向，課程設置也莫不與英語有關。在這種培養模式和課程設置下，學生也幾乎一邊倒地傾向於對英語語言或技能的學習，反倒對本國的語言和文化生疏起來。其結果是翻譯教學重外語和理論，輕漢語和文化，導致很多學生在英譯漢的過程中，常常詞窮或詞不達意，譯文缺乏美感，在漢譯英的過程中，又缺少對漢語文本的美學鑒賞能力，譯文也隻是差強人意。從長遠來看，翻譯教學在無意間助長了西方強勢文化的勁頭，忽略了民族性和本土化的意識培養，不利於形成多元文化互融的翻譯語境。Cronin（2003）認為翻譯在保持語言文化的多樣性上潛力巨大。由此可見，譯事之重，關乎國家民族文化興衰與傳承，因此，譯者責任重大。而翻譯人才的培養離不開翻譯教學，因此，翻譯教師責任重大。譯者本土化意識的培養也成為全球化語境下的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