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優貨幣政策規則選擇研究
財經視線
作者：劉震等
內容摘要：本文以新凱恩斯主義貨幣經濟學的視角，針對中國最優貨幣政策規則的選擇問題進行研究。以2002年1季度到2013年4季度的宏觀數據為基礎，采用貝葉斯方法估計一個生產函數中嵌入實際貨幣餘額的DSGE模型。研究發現：邊際數據密度的結果不僅證明將實際貨幣餘額作為生產要素引入生產函數的合理性，而且還說明中國貨幣政策規則更偏向於“數量型”而非“價格型”；采用何種貨幣政策規則依賴於貨幣當局對不同貨幣政策目標的偏好，因此“數量型”規則同“價格型”規則之間並無優劣之分；在以穩定物價水平為貨幣政策主要目標的情況下，由“數量型”調控向“價格型”調控的改革方向正確無疑。目前我國正處於全麵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正確認識中國貨幣政策規則對正在進行中的經濟轉型和政策製定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最優貨幣政策規則 McCallum規則 Taylor規則 動態隨機一般均衡
引言
《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提出，“十二五”期間，貨幣政策目標體係將更加突出價格穩定目標，關注更廣泛意義的整體價格水平穩定。與此同時，將推進貨幣政策從以數量型調控為主向以價格型調控為主轉型。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貨幣政策規則，遵循不同的貨幣政策規則對貨幣政策的效果也存在顯著的影響。
目前主流的貨幣政策規則包括McCallum規則和Taylor規則。McCallum規則是由MaCallum（1988）提出，其主要思想在於利用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以實現物價水平穩定和經濟增長，主要反映以數量型調控為主的調控策略。Taylor規則由Taylor（1993）提出，主要思想在於通過對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所做出的反應以調整名義利率，反映以價格型調控為主的調控策略。本文利用一個將實際貨幣餘額嵌入生產函數的新凱恩斯主義DSGE模型作為分析最優貨幣政策規則的基本框架，彌補前人在理論模型設定上的不足，為了證明將實際貨幣餘額嵌入生產函數能更好的匹配實際數據的經驗特征，計算邊際數據密度，以此為參考，同生產函數中不包含實際貨幣餘額的模型進行比較。另外，利用貝葉斯方法分別估計包含不同貨幣政策規則的DSGE，同樣計算邊際數據密度，以此判斷何種貨幣政策規則能夠更好的表征實際的數據生成過程，從而避免由不合理假設所導致的模型設定偏誤。
基本模型
本文采用了一個包含家庭部門、企業部門和中央銀行的新凱恩斯主義DSGE模型來研究中國的最優貨幣政策規則問題，即實際經濟中，貨幣政策規則偏向於“數量型”貨幣政策規則還是“價格型”貨幣政策規則的問題，與此同時，作為福利分析的基準模型估計最優貨幣政策規則。
（一）家庭部門
家庭決定如何分布其貨幣收入於不同商品之上。家庭按照最優化準則行動，也就是說必須在任意給定的貨幣收入水平上，實現Ct最大化。為了避免出現“Ponzi Game”，必須附加上橫截麵條件，從而避免家庭借新債還舊債的問題。代表性家庭就是在跨時期預算約束和橫截麵條件的約束下通過決定每一時期的消費水平Ct、工作時間Nt、持有貨幣數量Mt和政府無風險債券的數量Bt以最大化預期貼現效用。
（二）企業部門
按照Calvo（1983）處理方法把企業部門分為兩類：第一類企業稱之為中間產品生產商，第二類企業稱之為最終商品生產商。在t期，最終商品生產商最優的選擇第i種中間產品投入量yt（i）來實現利潤最大化。由於處於完全競爭的市場之中，在均衡時，最終商品生產商的經濟利潤為0。
假設存在無數個中間產品生產商i連續分布於0到1之間，每家中間產品生產商生產有差異的中間產品，並且在考慮將實際貨幣餘額作為生產要素的前提下，中間產品生產商的生產函數。在任意時期，隻有1-θ比例的中間產品生產商可以最優地設定自家產品的價格，其餘部分生產商按照上一期的通貨膨脹率調整自家產品的價格。
（三）中央銀行
實證分析
首先，利用貝葉斯方法估計模型的部分參數。采用貝葉斯估計的目的除了可以獲得穩健的參數估計值之外，另一目的在於為後麵的邊際數據密度的計算做好鋪墊。其次，為了識別在現實經濟運行當中，中國的貨幣政策規則更傾向於“數量型”還是“價格型”和說明將實際貨幣餘額嵌入生產函數的合理性，計算不同模型的邊際數據密度進行比較，本文選擇Laplace近似方法計算邊際數據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