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什麼事兒都得有最後一次，否則人生更輕更賤”是無可置疑的。因為一個人如果長生不老，他生命中的任何事情就都沒有意義了。可是為什麼前麵還要有一句“滿天星鬥連成一片，璀璨迷離”呢？在我看來，這不是通常所見的散文家的寫法，而是一個詩人的寫法，把兩個表麵看起來不能直接發生關係的句子並置在一起，反倒產生一種特殊的效果。
《午夜之門》裏有一篇《巴黎故事》，在巴黎的時候，“我住威尼斯街（ruedevenise）七號。威尼斯街兩米來寬，百十米長，恐怕是巴黎最短小的胡同了。它緊挨蓬皮杜中心，像巨大廣場的一道褶皺，不易察覺，很少有遊客鑽進來。而我們這些居民卻獲得了某種類似虱子的隱蔽視野，比如，從胡同深處可看到蓬皮杜中心新建的巨大電視屏幕，好像鄉下人對現代化的窺視。”“褶皺”和“虱子”的比喻都非常生動、有趣。
有一篇關於美國大詩人蓋瑞·施耐德[4]的文章。這位曾經是“垮掉一代”的重要人物，現在大學教書，他熱愛環保運動，受佛教文化影響很深，在積極推廣佛學的同時也沒有放棄自己的文學創作。有一年，北島去他們家，看到他的太太病情嚴重，要到華盛頓做第二次手術，於是約好等太太身體複原了再來做客。“這是個很渺茫的承諾，但我們每個人都會珍藏它。這承諾已存在了四萬年。”為什麼是“四萬年”？沒有解釋，也不需要解釋，整個一地老天荒的感覺。像他寫蓋瑞·施耐德臉上的皺紋，“像古墓一般的沉穩”，兩處的氣息貫通起來。
北島說當年剛開始寫詩的時候，寫完總要朗誦，有一篇《朗誦記》形容當時的情形，想起小時候，譬如文化革命時期流行集體朗誦，“由毛澤東領讀，排在後麵的難免跟走了樣，變成反動口號。再說按中央台的發音，聽起來有問題：好像全國人民一句句糾正他老人家沙啞的湘潭口音。”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散文大國，古今散文的寫法卻截然不同。過去用文言文，今天用白話，像林語堂、周作人或吳魯芹這樣的作者是能夠把現代與古典嫁接起來的，然而到了現在，我們該怎樣把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呢？
關於這一點，北島說，“寫散文跟任何行當一樣，恐怕越學越難，由於從頭校對，我得以回溯源頭縱覽路向，真懷疑自己有多少長進。俗話說：初生牛犢不怕虎，等牛壯實了，老了，大概連貓都怕。這是寫作自覺與自由的悖論。”沒錯，你越是清楚，你就越好像覺得這個東西不容易做了。他說，“現代漢語或白話文，從‘五四’算起才不過90年，與古漢語相比，無疑是年輕的語言。現代漢語因為年輕而不成熟，因不成熟而有無限發展的可能，對用它寫作的人來說，可謂生逢其時。”
換言之，北島認為當下正是寫作的大好時機，每一個寫散文的人都可以嚐試不同的路線。有些人注重文辭上的雕琢，比如現在很多讀者就非常在意一篇文章的文采好不好，但什麼叫做“文采”呢？卻又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概念。像毛尖那種寫法，自然讓人覺得文采不錯，陳丹青和餘秋雨的文采當然也很好。而無論是民國的吳魯芹抑或是現在的北島，他們寫起散文來反而不那麼注重詞彙上的雕琢，而是用心去結構整個句子和篇章。吳魯芹的寫法更古典一些，北島則擅長運用詩意的想象和比喻，他的文字間永遠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滄桑感。
北島也很幽默，他講到在布拉格開一個文學會議，是大陸的地下流亡文學雜誌《今天》和捷克文學雜誌《手槍評論》的同仁聚在一起開會，共同討論大家當年的處境。“臨走頭天晚上，在一個中世紀的地窖裏為我們舉辦了詩歌朗誦會。散場後，突然一個天仙般的女人出現，馬丁介紹說，這是《手槍評論》新任總編輯。她落落大方，在我們桌旁坐下，引起中國文學的一次騷動。”因為來的這幫都是中國作家，“她說她正在寫一篇戲劇評論，李歐梵的腦門兒發亮，對捷克戲劇給予高度評價；張棗端著香煙，猛烈抨擊美國霸權文化的入侵；隻有麥平咪咪笑，話不多；我忘了我說什麼了，肯定也語無倫次，我琢磨，一個由美女領導的刊物，大概工作效率極高。若她向李歐梵約稿，必應聲而至，用不著像我那樣得磨破嘴皮子。”
看到此處，你雖然覺得好笑，又不會失聲大笑，幽默融於作者對這個世界嚴酷而冷靜的關照中。有一天，北島在巴黎遇到一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陸學者，兩人一起喝酒聊天。“可以想象當年他在北京授課的風采，如今他遠離文化中心，忙於生計，難得有我們這樣忠實的聽客。他咂著白幹，掰開大拇指，古今中外那點兒事被他一一道來。酒過三巡，最後說到海外的生活，不免有些黯然了，我們告辭出門，夜涼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