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良在這本書裏非常坦誠地描寫了自己的身體狀況--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表達了很多對社會的真實看法。他在書裏詳細記述了自己得躁鬱症的經過、病中的感受，以及世界在他這樣一個病人眼中是什麼樣的。此外，他還研究自己每天吃的藥，探討這些現代醫藥如何給了他種種身心的限製等等。他說精神病患者康複之後常常會被人叫做“精神病患康複者”，他認為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因為並不是所有病人好了之後都被稱作康複者。你聽過“感冒康複者”嗎？聽過“腸炎康複者”嗎？但我們會說“精神病康複者”，這恰恰說明精神病是一種非同一般的病。這種病談得上康複者，就可見它是一種身份，我們不會說感冒康複者，因為感冒不是一種身份，精神病患卻是一種身份。一個人要是有精神病，我們就會覺得這個人身上有一些特別的東西，他跟別人不同。哪怕他好了，我們仍然無法把他身上這個烙印完全摘去。
他還敘述了自己吃藥的感受，剛開始得病時，他還對吃藥抱有希望，覺得一兩年後自己會康複。但是慢慢發現吃藥成了另一種戒不掉的癮，很多精神病患者都在常年服藥，而醫生總是跟他們說“等你穩定一點我們再減藥”。因此他說，為什麼我們這個社會總是要那麼強調穩定呢？穩定的工作收入、穩定的情侶關係、穩定的情緒、穩定的性生活、穩定的家庭、穩定的藥物血含量和內髒功能，為什麼我們事事都要求穩定？穩定真的那麼重要嗎？
他從自己身上，開始思考病人與社會的關係，進而對整個社會的公共秩序和生活進行全盤地觀察。我們平常關心的都是些公共領域的事情，而私生活卻是個亟待發掘、直視的巨大庫藏，它貌似晦暗、輕薄卻指向一種深邃不明，猶如古老石堤攔著的大水，慘綠的早陽停駐在近岸的油光之中。
事實上他寫這些東西並不是為了挑戰公與私的界限，而是想從一個病人的角度將公共與私人的問題加以整合。他發現，所謂的精神病人並不隻是個人身上發生的私事，更多意味著他與社會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他開始考慮到底什麼是社會？什麼是公共？所謂的公共生活是建立在私人對立麵的，但“私人”本身就常常是搖移模糊的，如果它自身都不能穩定，公眾或公共生活又怎麼能夠穩定呢？這是很多所謂正常人從來沒有注意過的現象和問題。
書裏有篇文章是講“聲音”的，因為他總是睡不好覺，哪怕一個人住，也常常覺得耳畔總有聲音圍繞著他，要麼是半夜的貓叫，要麼是樓下鄰居吵架，即便夜深人靜，他也會聽到一種低低的“嗡嗡隆隆”的聲音，這到底是什麼聲音呢？好久以後的一個晚上，他淩晨回家，走在幾棟大廈圍攏的屋苑中庭，保安員正在打盹，在停車場的地道口，他突然清楚地聽到了那個低鳴，抬頭一看，原來是這六棟二十多層的大樓，每層十幾戶人家的冷氣機一起發出的共鳴。這種聲音恐怕一般人很難注意到，但作者卻如此敏感。其實李智良的文章對很多人來講是難讀的、晦澀的，甚至有人覺得他的句法都不太通順。對此，他引述了心儀的法國思想家布朗肖[2]的話：“所謂寫作，就是要發現異己。把思想裏麵那個不認識的自己發掘出來，寫作永遠是遭遇一個相異的人。”
（主講梁文道）
午夜之門
流浪者之歌
北島，原名趙振開，1949年生於北京。1978年與詩人芒克創辦詩刊《今天》，成為朦朧詩歌的代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移居國外，作品被譯成二十餘種文字，當選美國藝術文學院終身榮譽院士。著有《北島詩選》《歸來的陌生人》《在天涯》《零度以上的風景線》等。
曾經有一段時期，許多台灣或海外華人作家的作品，我們在大陸是不容易看到的，但是現在情況改觀了，這些東西我們陸續都可以讀到了。可是還有一類作家，他們雖然是大陸出生的，但是他們後來的作品我們卻反而不容易讀到，比如已經跟大陸讀者隔絕了很久的詩人北島。
所幸最近幾年，北島的一些集子也陸續在大陸出版了。《午夜之門》《青燈》和《藍房子》正是北島最近出的散文集。很多人都說，沒想到北島的散文也寫得這樣好。為什麼要加個“沒想到”呢？因為在大家心目中，他首先是一個詩人。雖然作者早年也曾經以趙振開的名字出版過小說《波動》，但是大家對他的印象卻仍舊是那個以詩歌見長的“了不起的大詩人”。
其實一個人倘若詩寫得好，散文通常寫得也很妙。《青燈》裏有一篇《遠行》，是獻給已逝的蔡其矯[3]先生的。北島在海外多年，有一年在香港要來了蔡其矯的電話，便打電話給這位二十年不見的老友。“蔡老聽到是我，甚喜。我約他到香港相見，他長歎道：‘恐怕不行了，我88歲，老嘍。’東拉西扯，從朋友到海洋。誰成想，那竟是我們最後一次通話。滿天星鬥連成一片，璀璨迷離。看來總得有最後一次，否則人生更輕更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