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想之年
悼亡之書
瓊·蒂蒂安（joandidion，1934-），美國女作家，個性獨立，20世紀60年代步入文壇，在美國當代文學中地位顯赫。她在小說、雜文及劇本寫作上都卓有建樹，被評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英文雜文家”。小說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被《時代》雜誌評為“英語世界百家小說”，與納博科夫、索爾·貝婁等人的作品交相輝映。由其擔任編劇的電影還曾獲得戛納電影獎、奧斯卡獎、金球獎和格萊美獎等獎項。
古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1]很可能是人類最早的一部文學作品，裏麵有一句非常動人的詩：“既然你已經死了，我將披上獸皮，在曠野中流浪。”可見，從文學誕生伊始，人類就已經學會用它表達對亡者的思念。
許多大家都在文學史上留下過優秀的悼亡之作，似乎各種各樣的哀悼文字都被寫盡了。但最近這本《奇想之年》[2]依然在英語文學界受到重視，成為一本很有影響的暢銷書。
作者瓊·蒂蒂安是一位美國高齡作家，年輕時不但貌美，也很出風頭，做過時尚雜誌的編輯和電影編劇，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很多人認為她的小說和散文可以代表美國當代文學的頂尖水平。
《奇想之年》的文字並不過分考究，但作者寫的卻是一種過去很少有人寫過的狀態。一般的悼亡文學往往是在親人逝世後過一段時間才去寫，這樣有了一定的距離感，可以放入更多的想象和創造。這本書卻是她從親人去世那一天起就開始動筆，裏麵很多細致的描寫讀來非常沉重，而蒂蒂安的故事本身也相當“好萊塢”。
2003年新年來臨之前，蒂蒂安結婚才幾個月的女兒因為感染了流行感冒緊急住院。新年那一天，她和丈夫從醫院看望女兒回來，丈夫覺得非常累，坐到飯桌前突發心髒病，倒地就走了。過了一年多，女兒也不治而亡。
兩件事接踵而來對一個女人的打擊未免太大。在這種境況下，她會想些什麼呢？她寫道，從醫院領了丈夫的死亡證明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從醫院帶回的衣服和物品，按照丈夫生前的習慣一樣一樣分門別類放進櫃子裏，把他的信用卡、會員卡也全都整整齊齊放進抽屜裏，一切都跟平常一樣。
一個剛剛失去伴侶的人，還會下意識地做跟以前一樣的事情，似乎丈夫還沒有死，外麵的天空仍然湛藍，兩人還坐在飯桌前一起吃飯，可是有人說走就走了，死亡就是如此突然。在這種巨大的衝擊下，人會產生很多不合邏輯的荒謬想象，所謂magicalthinking（奇想）。因為夫婦兩人都是知名作家，當晚親戚來看她的時候，提醒她要趕快通知《紐約時報》的訃聞版記者。她就想，那還要不要告訴《洛杉磯時報》呢？因為這兩個城市是有時差的，她突然想到，那是不是洛杉磯還沒有發生這件事呢？在洛杉磯時間裏麵我丈夫還沒有死？我是不是還來得及挽回這件事呢？
也許很多人喪失至親之後都會經曆這個階段。任何亡者生前跟你一起去過的地方、看過的東西，現在隻要一碰觸，馬上會被帶進一個回憶的漩渦裏，越陷越深。有時候她看到街角的商店開張或關門，就想著回家要把這件事跟丈夫講。又或者收到丈夫母校普林斯頓大學寄來的畢業紀念冊，聽他的老同學說起一些往事，她就想我跟他在一起幾十年怎麼沒聽他說過啊，我要問問他到底情形是怎樣的。有一天她在丈夫的書房接完電話，隨手翻開他慣常攤放在書桌上的字典，忽然想到，他查的最後一個字是什麼呢？他會不會想透過這個字留一個訊號給我，或者我能從中找出什麼預示的痕跡呢？
諸如此類的奇想整整持續了一年。她每天的生活都按照去年的日程來做，每天都在想，去年這個時候我跟丈夫在做什麼？她發現自己完全沒有辦法走出丈夫死亡的陰影。一年後的今天，她才能夠確信丈夫真的已經不在了。這沒有丈夫跟她在一起的一年，是她生命中的“奇想之年”。
（主講梁文道）
臨終者的孤寂
死亡並不孤寂
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elias，1897-1990），社會學家，猶太人，1918年獲德國布雷斯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納粹上台後，流亡國外，先後到過英、法、荷蘭、加納等國，後應明斯特大學之聘重返德國。其社會學思想被重新發現後，立即對德國社會學的重建產生了巨大影響。著有《文明的進程》《個體的社會》《德國人》《垂死者的孤單》等。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歐洲開始了一種新的運動，醫院開始關注那些根本無法醫治的病人。英國的一些醫護人員試著給他們一些嗎啡或其他可以減輕痛苦的藥物，環境上盡量讓他們舒適，多讓親朋好友前來探望和陪伴，盡可能滿足他們最後的要求，這就是“臨終關懷運動”。
隨著這場運動的興起，學術界也發展出一些相應的課題，去研究怎麼樣恰當地對待將要死亡的人。這本《臨終者的孤寂》就是此類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