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好色的哈姆萊特(1)(1 / 3)

《笑談大先生》

魯迅是這民族的大異端

陳丹青,畫家,業餘寫作。1953年生於上海,“文革”中自習繪畫,1978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研究生班,1982年赴紐約定居。2000年回國,現居北京。著有《紐約瑣記》《多餘的素材》《退步集》等。

異端的特質不是唱反調,不是出偏鋒,不是走極端,要我說,異端的特質是不苟同,是大慈悲。

陳丹青發表過一些對魯迅的看法,比如說他樣子如何好,等等。這次把品讀魯迅的文章集結成書,有了這本《笑談大先生》。也許因為作者不是研究文學的人,所以看出了一些專業學者不太會留意的東西。比如,我們過去常常把魯迅形容為某種鬥士、戰士,這類形象已經搞得很多年輕人不願再去讀魯迅了。陳丹青強調,魯迅在當時的民國文人裏其實並不算勇敢壯烈,就拿當年體製內的一些人物,如國民黨倚重的傅斯年來說,“傅斯年單獨扳倒了民國年間兩任行政院院長,他跟蔣介石同桌吃飯,總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讓,居然以自己的腦袋來要挾,總裁也拿他無可奈何--這種事,魯迅先生一件沒幹過,也不會去幹,我們從來就沒聽說過魯迅和哪位民國高幹吃過飯”。

陳丹青認為魯迅是一個很好玩的人,“唐弢[1]五六十年代看見世麵上把魯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裏對他外甥說,哎呀,魯迅不是那個樣子的。他說,譬如魯迅跑來看唐弢,興致好時,一進門就輕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轉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麵上,手裏端支煙,嬉笑言談”。

“唐弢還說,那時的打筆仗,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一本正經火氣大,不過是一群文人你也講講,我也講講,夜裏寫了罵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罵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說起,照樣談笑。”

這就是民國。當然有些文人交惡,從此不相往來,但大部分人雖然政治立場不同,看法意見相左,筆仗打得很凶,但他們又有某種跨越立場、派別、政治陣營的文人情誼在,文學的獨立王國似乎是存在的。陳丹青說,我們這一代人要認識魯迅其實相當困難,因為跟那個時代隔得太遠。其實說遠也不遠,隻有短短幾十年,真正隔開我們的是現在這個社會以及這些年所經曆的事。

“魯迅青少年時期,中國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亂黨,有孫中山革命集團,有無數民間集社,有列國的殖民地”,“魯迅在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時期,學界有前清遺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魯迅的同學、戰友、論敵,有的是國民黨要人,如蔡元培和陳儀;有的是共產黨要人,像陳獨秀與瞿秋白;有的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產黨員,如郭沫若與田漢;有的既是學者教授又是黨國重臣,如胡適之……”陳丹青說:“魯迅與他同代人的政治與文化版圖,魯迅與他敵友置身其間的言行空間,以我們這幾代人同出於一個模子的生存體驗,絕對不可能想象,不可能親曆,不可能分享魯迅那代人具體而微的日常經驗--當然,我們幾代人共享齊天洪福,免於三座大山的壓迫,免於亂世之苦,其代價,是我們對相對紛雜的社會形態,相對異樣的生存選擇,相對自主的成長經曆,跡近生理上的無知。”

我記得自己二十多年前開始讀魯迅的時候,發現他有一種很特別的氣質,跟過去人家說的那種印象完全不一樣,不是什麼火辣尖刻的諷刺,不是什麼剛猛暴烈的熱情,也不是什麼心胸狹隘、疾惡如仇,是什麼呢?是一種非常深沉的悲觀,悲觀到幾近虛無黑暗的地步。

這種悲觀是怎麼回事呢?陳丹青在《魯迅與死亡》裏列出了15個魯迅身邊人的死亡名單:範愛農,30多歲死於溺水;陳師曾,47歲死於急病;劉和珍,20歲出頭死於鎮壓;蕭紅,30歲出頭死於肺癆;柔石,不到30歲死於死刑;瞿秋白,36歲死於死刑;鬱達夫,不到50歲死於謀殺……他列這一堆幹嗎呢?他發現魯迅一生寫過很多跟死亡有關的東西,魯迅一生經曆了那麼多身邊人不得好死的結局。他說,要了解魯迅對死亡的看法,首先要了解他是個異端,異端“不是唱反調,不是出偏鋒,不是走極端,要我說,異端的特質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魯迅的不苟同,是不管舊朝新政、左右中間,他都有不同的說法和立場,而教科書單揀他‘左傾’的言論;魯迅的大慈悲,說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殺人,而教科書單說他死難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魯迅對曆屆政權從希冀、失望到絕望,從歡心、參與而背棄,就因他異端。而魯迅的大誠懇,是他能超越不苟同與大慈悲,時常成為他自己的異端”。

“他所見證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權更替,個個成為烈士,但他洞見的死神並不區分不同時期、不同政權、不同原因的屠殺。我們若是細讀魯迅談及的死亡--從秋瑾、鄒容到徐錫麟,從劉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徹的怨責、熱諷,以至無詞。他痛惜人命無價,看破赴死不值;他從不書寫就義的光榮,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

而書寫死亡,陳丹青居然認為是魯迅的靈感與快感,“從五四作家群中,我們很難找出哪一位像魯迅那樣,一再一再為死亡的意象所吸引。魯迅自己知道嗎?那是他的美學。我酷愛魯迅的美學,可是這直書死亡的美學教會我:美學不是現實……”陳丹青寫到魯迅的死,“因為病,也因為難以企及的任性。他長期沉迷於毀損健康的作息,拒絕休息,不肯療養……我看他晚期的跡象種種簡直索性是將自己弄到死:沒有恐懼,沒有遺恨,他顯然願意死於成熟透頂的絕望,死於大膽的自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