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書寫運動》（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試圖繼承這樣一個傳統，考察我們這個時代受眾的新角色。作者約翰·哈特利也是文化研究領域一個重要人物，1978年曾與約翰·費斯克[6]合著《解讀電視》。這本書在當年引起很大反響，但坦白講，我對他們的觀點有所保留。《解讀電視》告訴我們，千萬別小看在商業文化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他們其實很有主動性，會在牛仔褲上麵剪洞、畫花紋、貼東西來表現個性。但我認為，如果把年輕人這些舉動叫作反抗的話，這種反抗有什麼意義嗎？某個牌子的牛仔褲明明是大量複製的工業產品，穿上去怎麼能表現自我？約翰·哈特利在《全民書寫運動》中強調時代變了。“digital literacy”翻譯成中文是“數字素養”，就是我們在數字時代應該有的一些素養，比如使用電腦等各種電子溝通工具。約翰·哈特利認為，今天每一個受眾既不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也不是主動的信息詮釋者，而是信息生產者。我們可能會拍一段視頻放到youtube，可能會在接收媒體信息之後重新剪輯惡搞，甚至發布很多意見和評論。現在有多少人隻看而不發微博呢？有多少人隻看facebook的留言而什麼都不談呢？不，我們接收信息的同時也生產信息。在這個時代，我們變得更主動了。然後，約翰·哈特利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19世紀、20世紀我們在學校教育上投入很多資金，希望每個人起碼能看懂文字。今天學校還在教人識字嗎？沒有啊。現在的高中生看起來像是新人種，完全不把電腦當成一種科技，好像與生俱來就擁有了傳簡訊、玩ipad、打電子遊戲的能力。他們在youtube上相互取悅，在博客空間裏沉思哲學，在維基百科中貢獻智慧，很嫻熟地操作多重平台。約翰·哈特利認為，這會改變我們對整個媒體產業的認識。
傳統搞媒體研究、媒體政策的人，常常把產業視為不證自明、真實存在的東西，甚至附加道德判斷，認為所有產業都是巨無霸，很壞很混蛋，要來壓迫我們。約翰·哈特利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認為，產業這個觀念其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主體、價格、商品、交易行為、市場組織等。產業是個衍生詞，不是一個自然概念。在互聯網時代，媒體產業不再是巨無霸，每個人都是信息生產者，可以通過網絡自由溝通；每個人都會有更蓬勃的創意、更好的作品出現。但他也承認，現在還看不到這個美景，大概是因為digital literacy的教育做得還不夠。
（主講梁文道）
我們的防火牆
網絡時代的表達與監管
李永剛（1972-），政治學博士，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互聯網政治、政治學基礎理論、地方公共政策等。
在中國，互聯網監管不隻是政府行為，而是一個全民參與的運動。
盡管我們天天跟中國式網絡管理製度打交道，但市麵上與此有關的客觀研究少之又少，不知是否大家都覺得這個話題太過敏感。《我們的防火牆：網絡時代的表達與監管》早在2009年就已出版，作者李永剛是中國較早一批研究網絡政治的人。他並沒有猛烈批判國家防火牆製度，也不是要幫中國政府說話，而是以學者的視角試圖客觀理解中國當前的互聯網監管現狀。我覺得這本書相當有價值，能夠從互聯網管理窺見政府各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有助於理解政策運作的方式。
這幾年互聯網似乎主導了民間輿論的走向。2008年至2009年，曾經有三個名詞紅遍全中國——“打醬油”“俯臥撐”“躲貓貓”，被網民譽為“中國武林三大頂尖絕學”。李永剛認為，除非有權力跟資本的強力推動，否則單純的意見表達很容易在互聯網的海量內容中被湮沒，網民隻有依托爆炸性事件上演一次次人民輿論戰爭，才有可能觸動既有的威權體係。
為什麼是與這三個詞有關的故事而不是別的故事會被網民選擇來進行大規模傳播？李永剛的分析結論是彌漫在民間社會的怨恨情結。“群體的怨恨是一種特殊情感體驗，它因無法或無力跨越因比較產生的差異鴻溝，一般隻能在隱忍中持續積蓄怨意，或心懷不甘，或忍氣吞聲、自怨自艾。無權無勢的網民，要釋放道德緊張，舒緩怨恨情緒，一種廉價的精神勝利法就是聚焦於此類事件，完成一次‘想象的報複’。”這類網絡事件會讓大家置身其中且情緒高漲。
接納民意與控製輿論一並呈現，是轉型時期政府行為的常見選擇。在互聯網發展之初，政府一度被“虛擬”和“數字化”所迷惑，耗費不少精力去追蹤飄忽不定的網站和網民，結果發現效果不佳。當政府明白“虛擬”是幻象而“真實”才是本質時，互聯網監管思路大開。原來是匿名者在暗，政府在明，既然政府不能變暗，那就想辦法讓匿名者變明。從bbs的ip地址登記備份製度，到網吧的憑身份證上網製度，從刪帖過濾製度到實名上網製度，監管果然越來越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