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我們發現，對比研究大概分成三個層麵：曆史機遇（戰爭期間的軍工產業、石油危機後的輕小型產品）；產品類型（某些方麵，而非整體超越）；人的因素（不同的人種需要不同的管理，曆史、地理、基因決定論）。
包政教授有一個觀點富有洞見：西方人的思維擅長於分析，先把完整的事情進行分解，分到最小，然後標準化、優化，最後把各個要素組合起來，並且可重複複製，所謂“整分合原理”。東方人擅長於綜合，把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撮合，經過無數重複的糅合和化解，使各個部分都離不開整體。這原本沒什麼問題，然而，當西方人依靠自己擅長的思維方式，構建起有效的大量生產方式及其經濟基礎時，全球競爭的格局就變得有利於西方而不利於東方，東方文明似乎由此陷入了困境。
但互聯網時代似乎給了我們新的機會。西方人很早就發現，中國人擅長“模仿性創新”（描紅），而這一次，他們又意識到，這個民族極其熱愛“整合式創新”（色香味俱全、複合味），互聯網充分釋放了13億人民國家的人口紅利，而這個民族還尤其癡迷於把所有的東西都撮合起來，聯係起來，互聯互通。
從管理傾向性而言，美國式管理強調“個人主義”，日本式管理強調“集體主義”，但中國人很早就通過“龍與蟲的比喻”意識到了自己跟日本國民性的不同。
你也很難相信，一個從小就被教育長大要“出人頭地”，一個過春節時逢人就說“恭喜發財”的民族願意長期固守穩定。
而你會發現，現在許多中國企業的管理，兼顧個人與集體，既每個人都想出人頭地，又想找到集體歸屬感，可稱之為“人人主義的共同體”。所謂“平台型戰略”“生態型組織”都有此特征。或許隻有我們這種生來就相信“太極魚”、陰陽調和的民族，更容易兼顧悖論。這些企業的管理，不是蜜蜂&；蜂群，而是聰明個人&；智慧集體。
答案永遠在現場
回首2014，似乎很少有哪一年會像2014年這樣，充斥著如此多嶄新、激越的概念，卻依然無法指明一個清晰、未來的方向。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製造一個概念太容易了，表達一個觀點太容易了。但“事實”到底是什麼？世界如此喧囂，真相何其稀少。在這個時代，“研究”是何其珍貴的品質。
畢竟，管理學院不是新聞學院，不是企業家的傳聲筒與擴音器，現象學不是管理學。就像陳春花老師所說的，管理不是一門時尚，也不能時尚化。否則隻能給本已複雜的世界增添更多的混亂。在信息混雜，甚至沉渣泛起的當下，我們似乎更應該重溫胡適先生當年的勸誡——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
2015年過年，我讀了包政教授《營銷的本質》一書的搶先版，並做了推薦，一些同事可能在我的微信朋友圈中已經看到了。除了提出“社區商務方式”之外，包教授談到這套書的出版還有另一個初衷：
另一方麵想告訴大家，時下流行種種稱謂，諸如部落經濟、族群經濟、社群經濟或互聯網經濟等等，既不合乎曆史本來的邏輯，也不合乎學理……任何概念或稱謂，必須合乎事物的本質特征，或依據本體的自然屬性命名。
包政教授甚至專門談到了應該如何為一個概念命名，他甚至談到了現代生物學中命名學的奠基人林奈的偉大貢獻。我猜想，包政教授或許也感到了這一次的春天已將到來。因為以他的學識，他會非常清楚，當巴納德、法約爾、西蒙等人在創建工業時代的管理學時，即在管理學的第一次春天，這些學者幾乎都是心照不宣地采取了保守與謹慎的態度、極為嚴謹的創建概念體係，規定好內涵與外延，以方便和促進這門學科能夠持續地發展下去，能夠符合本質意義地、健康地發展下去。
管理學的第一次春天，是由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推動的，著名的科學管理運動正是由該協會發起的，亨利·湯深深影響過泰勒，而弗雷德裏克·泰勒後來擔任過協會的主席。
管理學的第二次春天，在真正意義上，是由一群日本學者所共同推動的，諸如：今井賢一、伊丹敬之、加護野忠男、竹內弘高、石井淳蔵、藤本隆宏等等，他們中名聲最大的可能是野中鬱次郎。
也就是說，管理學的每一次春天都是先由一個群體所發起的。
麵向未來，我們必須“大膽假設”；麵向曆史，我們更需“小心求證”。
對於新的管理命題，我們或許特別需要通過綜合的、曆史的、進化的、比較的學習和反思，去進行整體性、本質性、動態性的思考。但可能更重要的，是這背後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維、答案在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