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繼承與發展: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的檔案學及其教育理念(2 / 3)

3 UBC檔案學的教育理念

3.1 理論與實踐結合。在參與20世紀中後期北美檔案界對於檔案學理論豐富性的討論中,UBC積極倡導檔案學的獨立自主性,並推動了檔案學理論的發展。

Terry Eastwood在一篇文章裏引用Frank Burke的觀點說:“檔案學理論少或者說現在沒有不代表檔案學理論不存在。檔案學理論的產生、發展和傳播需要一個孕育學術思想的搖籃。”[7]這一觀點充分肯定了獨立的檔案專業教育對於檔案學成長的重要作用,而UBC檔案學所取得的成果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Terry Eastwood在檔案學理論、檔案整理和著錄、檔案鑒定和檔案教育等方麵均頗有成就。UBC檔案學的第二位全職教員,意大利檔案學者Luciana Duranti,為北美檔案界帶來了歐洲經典檔案學的思想。比如,她的代表作Diplomatics:new uses for an old science,將歐洲經典古文書學的理論體係結合北美的現狀進行了現代化,闡釋了文件的生成、內部構成、文件傳遞,以及文件與所記錄事件之間的關係;她曾撰文[8]專門梳理檔案學在成長為一門獨立學科過程中與相關學科的關係,這對於處理檔案學與相關學科的關係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她還將古文書學與經典檔案學的理論知識進行了有機結合,並將這些作為解決電子文件問題的理論基礎。除了教員以外,UBC檔案學學生在理論方麵的成就在業界也是公認的,如Jane Parkinson的論文[9]引發了檔案界對問責的探討;Trevor Livelton的論文[10]對檔案學理論、檔案的定義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Heather MacNeil的博士論文[11]對從法律、曆史和檔案學角度理解真實性可靠性進行了透徹的研究,為電子文件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理論根基,等等。

除了發展檔案學理論以外,UBC也十分重視理論在檔案學教育中的核心地位。UBC檔案項目認為,專業教育的目的並不在於教會學生做什麼和怎麼做,其核心應該是教會學生去問為什麼要這樣做,學會應用檔案學的理論、方法去解決實踐當中遇到的問題,從而培養學生的檔案學素養、檔案學思維方式和專業敏感性。正如Terry Eastwood所言:“教育是關於思考,而不是學習技術。人們普遍都會認為教育是關於學習技術,但若一個人不能從各種狀況和異常中想清楚問題的本質,也就不太可能會正確地運用所學的技術。”[12]

理論固然重要,但實踐也並沒有因此而被忽略。Roy Stokes在為建立檔案學項目辯駁時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專業項目的本質在於對兩個方向的把握:完全的學術性項目和實踐界對該項目畢業生的接受和認可。若畢業生不能得到實踐界的認可,那麼這種昂貴教育所培養的失業不得不遭人詬病。”這句話準確地闡釋了UBC檔案項目對於二者關係的理解,其不僅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實踐,並設計了相關的機製和項目以促成這一目的的實現。

UBC檔案學的實踐項目主要有三種形式:實習、職業經驗,以及UBC和雇主之間的合作。三種形式各有側重,學生可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實習通常是圍繞檔案工作的實踐,學生有機會了解檔案工作的各個環節,不獲得薪酬,但修習學分;職業經驗一般由學生獨立為某單位完成一個特定項目,側重於項目管理能力,不獲得薪酬,但修習學分;UBC和雇主之間的合作則根據雇主的需要,可獲得薪酬,但沒有學分。

值得說明的是,作為幫助學生獲取實踐經驗的方式,這三種方式本身也許並不新鮮,但UBC檔案學對於實踐的態度是值得學習的。以實習為例,UBC檔案項目始終堅持應以學生的教育目標為主,實習接收單位的利益為次,以幫助學生獲取最多的實踐經驗為宗旨。這種對於實習本質的認識和把握既避免了實習流於一種形式,也避免了學生淪為實習接收單位免費勞動力的弊端。為此,UBC檔案項目對實習的具體形式、內容、要求等進行了精心和科學的設計和組織以保證實習目標的實現。實踐項目通常會被安排在第一學年和第二學年中間的暑假,經過實踐之後,學生在第二年的課程上往往更加批判,更渴望去學習知識來解決自己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

3.2 經典與現代結合。特裏·庫克在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的報告中[13]曾將Luciana Duranti歸為後詹金遜主義的代表,這種用派別標識的方式不僅沒有準確概括她的學術思想,反而容易產生誤解。在我看來,以Luciana Duranti為代表的UBC檔案學對經典檔案學秉承的是一種繼承與發展的態度,這種態度捍衛的是其他派生檔案思想的根基。比如,在對檔案本質的分析中,Jennifer Meehan認為無論是“記憶派”還是“證據派”,其出發點都是檔案的證據特性,是其真實反映曆史事件的屬性。[14]若檔案失去了這一特性,任何派別的思想也就都失去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