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
作者：劉文瑞
稻盛和夫的管理與眾不同，如果不是他創立過兩家五百強公司，如果不是他取得的經營實效，恐怕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這樣一個虔誠的佛教徒能夠成為經營公司的大家。尤其是稻盛和夫自己，本來隻是個技術人才，沉迷在新型陶瓷的研發中，在創業之初根本不懂經營與管理，看不懂會計報表，不會進行商業談判，不了解組織原理和領導理論，不懂得如何激勵與控製，沒有營銷技能。這樣的人開公司，多數人會有疑問的。不要以為技術高手開公司就能成功，那種靠某個發明的聰明人辦企業栽倒的人太多了，喬布斯和蓋茨是罕見的低概率案例，常態並不如此。所以，人們對稻盛的成功，往往看作奇跡，然而奇跡確實出現了。
實際上，類似的奇跡，在宗教界早就出現過。公元529年，修道士本尼狄克在意大利中部的蒙特卡西諾建立了一個實驗性的修道士團體。他倡導苦修，反對修士的奢華安逸，出於宗教的虔誠，力圖使修道院具有規範的秩序、組織和紀律，為此製定出《聖本篤規程》（The Rule of St Benedict），共73項條款，規定了修道士的目標、職責、工作和生活規則。如修士不可婚娶、不可有私財、一切服從長上的“發三願”，祈禱與工作並行，遊手好閑為罪惡等規範，就是由他確立的。後來，這一規程在確立天主教的行為規範、保障修道院經營活動方麵起了巨大的作用。因為中世紀的修道院是歐洲最大的經濟實體，所以西方學者稱本尼狄克為“上帝的企業家”，並把遵循聖本篤規程的修道院看作宗教性公司。11世紀成立的西多會（Cistercian），恪守本篤會規矩，以西多修道院作為“創立者會所”向外擴展，到各地建立“女兒會所”，所有女兒會所保證遵守統一的《慈善機構典章製度》，每個女兒會所建立獨立經營性的莊園，正是由於西多會盡善盡美的追求，才形成了世界聞名的葡萄酒釀造產業，從11到16世紀，它成為繼本篤會後歐洲最大的經濟組織。有些專家認為，近代的子公司製就是由此發源的。如果做個比較，我們不難看出，相對於中世紀的修道院而言，稻盛和夫的人生哲學和經營哲學，就像天主教的《聖經》，而阿米巴同西多會的女兒會所類似，會計七原則和經營方法同《聖本篤規程》與《慈善機構典章製度》相仿。他們的根基，都建立在宗教信仰、人性發現和善行追求之上。
經營理性從屬於信仰
當然，管理思想的探究，不能簡單地比附，而要力求把握實質。本篤會、西多會、稻盛，他們的成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宗教信仰的熱忱，以及同這種信仰相伴隨的苦修。看看稻盛所受過的磨煉，所經曆的坎坷，再看看他在工作中那種近乎自虐的做法，那種對完美無缺的追求，就能明白他為什麼成功了。我們常人哪怕十分堅韌，也難以做到完美，往往會接受現實的缺憾。因為我們的理性會不斷警告自己，世界上沒有完美。而稻盛的行為，在很多正常人看來是“不可理喻”的，在一些聰明人看來是“犯傻”的，在心口不一的人看來簡直是“瘋魔”的。所以，如果沒有稻盛式的信仰和追求，那最好不要模仿他。否則，難免東施效顰。即便有稻盛式的信仰和追求，如果你是理性至上者，那也學不了他。稻盛的成功是一種信仰至上的成功，與強調理性的管理案例不一樣。
但是，正因為稻盛的特殊性，所以，他對管理學具有特殊意義。從管理學誕生以來，基本上是理性至上的，這也難怪，沒有理性就沒有科學。然而，管理學對理性的強調，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理性之外的東西。盡管隨著社會學和心理學向管理學的滲透，人們也開始關注非理性，但頂多是把非理性因素作為理性的陪襯。而稻盛明確了一點：經營不是不要理性，但理性從屬於信仰。在馬克斯 · 韋伯那裏，是新教信仰產生了資本主義的理性精神；而在稻盛和夫這裏，是經營理性從屬於人的信仰。稻盛的這種信仰，不僅來自於佛教，而且來自於生活。這就是他反複強調的“作為人，何為正確”的追問。這種來自生活的信仰，正如中國那些鄉間不識字的老人所說的“頭頂三尺有神明”是一個道理。所以，稻盛要告訴人們的，是在至高無上的理性之上，還有更加至高無上的良心。由於稻盛的入世，所以，他的觀點，與中國王陽明的心學更為接近。對管理思想的研究，稻盛提供了一個探討科學與宗教在管理中的關係問題的絕好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