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琳：
我同意在某些領域內，相對於其他領域更容易呈現出“零和”的競爭態勢，如國際金融秩序。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就是在戰後將一切“清零”後建立起來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成是“零和博弈”的產物。還有，TPP、TTIP為代表的新一輪高標準規則的“再全球化”，可能會在全球塑造一個平行的體係：一邊是發達國家主導的規則體係，一邊是維護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權益的規則體係。但我還要堅持我的觀點：即使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產生平行體係，它也不一定是衝突性的。有時候需要改變“零和”的思維來看待問題。
我們在跨區域層麵上在幾個新興國家之間推動“金磚建設”，在區域層麵上推進東盟“10+3”發揮作用，都反映了我們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維護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權益的努力。批評金磚合作“排他”的質疑者需要認識到，之前的G7等經濟治理組織，也是沒有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參與的。金磚合作和G7都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一部分，兩者可以是合作性的，而非衝突性的。G20墨西哥峰會時，就形成了“G20大峰會”前先召開“小峰會”的局麵——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先開一個小會，G7也開了一個小會，但兩邊分別進行預備會議的這種做法並沒有破壞兩者最後在G20這個層麵上的合作，相反在一定意義上更加推進了兩者在G20層麵上的合作。發達國家可以提出自己關心的議題，通過金磚國家這個平台我們也可以提出我們關心的議題，我們的訴求跟發達國家的訴求不一定是衝突性的，而且我們要求改變的隻是那些非中性的國際製度，而不是那些對大家都有利的中性國際製度。我們追求的隻是製度公平。事實上，我國也是一些中性國際製度的受益者。非中性國際製度的存在，阻礙了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自身權益的維護。例如，金磚國家的人口占世界的42%，外彙儲備占到40%，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為21%，但在IMF，金磚五國表決權全部加總起來隻有11%，而美國一國卻獨占了近17%的表決份額。
日前金磚國家在巴西舉行的峰會取得了顯著成果，全世界都看到了新興國家在跨區域合作這個層麵上做出的製度創新等。其實，金磚國家的目標並不是要去挑戰原有的國際經濟秩序，而是因為原來單一的美元體係存在一些風險。金磚國家在金融治理上做出努力，是為了避免這些風險的發生對成員國帶來巨大的外部損害，比如，避免以前出現過的美國利用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改善自身經濟狀況、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的事情再次發生。我們還可以通過金磚國家這個層麵的作為，來推動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防止美元無限製地量化寬鬆，導致彙率波動較大，進而造成世界經濟失衡等。
金磚國家在金融方麵做出的一些努力，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治理平台上的努力而言，機製化程度稍高一些。迄今所收獲的許多成果，對已有的國際經濟治理體係來說，不但不是衝突性、破壞性的，反而是促使它更加完善的助推力。
在WTO裏，誰也抵擋不住美國嗎
國際金融體係鎖定效應特別顯著
沈銘輝：
國際經濟秩序有一個傳統的命題，簡單來說就是指三個方麵——貿易、投資和金融。從具體領域來看，比如像貿易規則、投資規則、金融規則，有哪些新的跡象？包括全球經濟治理的機製、體係有些什麼樣的變化？
貿易投資規則正處在劇烈的變動期。烏拉圭回合談判之前，貿易投資規則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但自從2008年美國加入TPP之後，就產生了這些新的規則——從所謂的知識產權、服務投資，到環境、勞工、競爭政策、電子商務、政府采購、規則一致性、安全標準，等等。我們可以看到，70%的規則是邊界內措施，也就是說和國內規製有關係。2008年出現這樣一個事情並不意外，因為WTO多哈回合在這一年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然後又有了國際金融危機，美國感到了很大的壓力，所以它在TPP上發力。很顯然，TPP是一個載體，它代表了一種新的貿易規則或者是一種新的貿易規範。從客觀上來看，大多數的規範事實上和我們需要改革的東西在領域上是重合的，因此不得不說，它指向的可能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
那麼這種規範——如果TPP達成的話，有沒有可能演化為下一輪新的國際規則呢？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烏拉圭回合還沒有開始的時候，美國就希望新一輪的談判能解決一些新的問題，比如知識產權問題。但當時歐共體沒有答應談判，還是繼續堅持自己的一體化。美國非常著急，就啟動了美加自貿區談判；這又讓歐洲感受到了美國的壓力，於是他們才同意開啟新一輪的談判，即烏拉圭回合。
大家都知道，農業政策是歐美當時博弈的一個焦點，歐洲補貼性很強的共同農業政策等導致了美歐在這個問題上遲遲不能達成妥協，1992年談判基本上麵臨崩潰的局麵。也就是在這一年，歐共體簽署《馬斯特裏赫特條約》，歐盟成立。這樣一個在經濟總量上可以媲美美國的經濟體顯然在GATT裏麵對美國構成了很大的壓力。於是美國把“美加自由貿易區”擴展為“美加墨自由貿易區”，也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美國實際上是給歐盟一個信號：“你可以拖，我也可以拖。我還有其他的選擇，你不跟我簽，我會跟墨西哥簽，我跟墨西哥簽完以後接著跟美洲去簽，成立美洲自由貿易區。”這樣的一個信號，對歐盟構成了很大的壓力，造成了歐盟在1993年最終向美國妥協，烏拉圭回合協定才最終得以達成。
2001年多哈回合談判開始，美國就提出很多貿易新議題，希望能夠主導推動新一輪的多邊貿易談判。但2002年中國提出來中國—東盟自貿區，緊接著韓國和日本甚至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分別同東盟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此時美國麵臨雙重挑戰：一方麵WTO談判麵臨障礙推不下去，另一方麵又麵臨著新興貿易集團的挑戰。因此，美國就提出了“開創東盟事業倡議”，分別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東盟國家進行雙邊自由貿易談判。美國仍然試圖采用當時在烏拉圭回合時的做法，就是用雙邊或者小多邊去撬動多邊，即“你們不談，可以，我自己另起一攤兒”。
但是自從“開創東盟事業倡議”在2006年左右陸續談判失敗後，2008年美國被迫加入TPP。對此，東盟、中國、日本都受到了極大刺激。因為東盟的文萊、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等國都加入了TPP，這對東盟而言是一種分裂。中國、日本也都非常著急，因為都怕被邊緣化。因此，東盟在2011年提出一個方案叫做“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中日兩國也非常歡迎。結果上來看，RCEP顯然代表了一個新興的東亞貿易集團。不過，RCEP和TPP的兩種規則不是相互競爭的，應該說是各有側重——RCEP注重貨物貿易，而TPP注重邊界內措施（知識產權、投資、服務、競爭政策）。
為了應對多邊貿易談判中出現的新興的東亞貿易集團，美國和歐洲提出建立歐美就業和增長高級工作組，以研究如何維護和加強當前的多邊貿易體係，隨後該工作組就提出了建立美歐自由貿易區（TTIP）的方案。緊接著，2013年美歐開始針對該方案進行談判。現在美國在WTO裏麵推美國的規則，起碼有兩個手段：一個是TPP，一個是TTIP，加在一起絕對比其他任何的貿易集團都要大。如果兩個都能夠達成的話，那麼下一步在WTO裏麵推動規則談判，沒有哪個國家是美國的對手。
徐秀軍：
銘輝將這些年國際貿易投資領域各方關係的變化調整梳理得很清楚了，那我就分析一下這幾年在國際金融領域發生的並很可能對將來產生重要影響的幾件事情。
第一，剛才已經談到，支撐當前國際金融體係的IMF、WB等國際機構的基本架構沒變，但它們均進入了一個改革和調整期。2010年IMF進行了份額改革和治理結構改革，雖然調整不大並且其落實受到美國的阻撓，但它代表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權利的趨勢。
第二，金磚銀行和外彙儲備庫的建立。雖然目前它們隻是對現有的國際貨幣金融體係提供一種補充，但將來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並且隨著規模的擴大以及更多的經濟體參與其中，它對WB、IMF的替代作用將會更加凸顯。以目前的發展形勢來看，這種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
第三，貨幣合作。現在貨幣合作的一個特點，我用“縱橫交錯”來概括。什麼意思？以前的貨幣合作主要在發達經濟體之間進行，如今在新興經濟體之間、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之間都出現了一些新的合作趨勢。這是未來貨幣體係一些新的動向。
跟貿易投資相比較，國際金融體係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它鎖定效應特別顯著。在貿易投資領域，實力與主導權之間的時間差很小；但在金融領域就不是這樣，存在較大時間差。例如，一戰後美國就確立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但美國取代英國的金融霸主地位則是在二戰之後。從這個方麵來說，國際金融規則的變化難度相對要大一些，從貨幣金融上反映一國綜合實力經曆的時間要長一些。這也表明，國際貨幣金融體係的改變難度更大。
總的來說，戰後國際貨幣金融體係發展經過了兩個階段。最早是美元跟黃金掛鉤，世界其他的國家貨幣直接跟美元發生聯係；20世紀70年代，美元與黃金脫鉤。原來美元與黃金掛鉤的時候，美元具有絕對的主導地位；脫鉤之後，實際上的一個趨向是美元在世界貨幣體係中的地位加強了，而不是被削弱。為什麼這麼說？以前美元的地位還需要有一定的黃金儲備作為支撐的力量，現在不需要這個基礎了，美元直接就能夠成為主導貨幣。這樣一來，美元的主導地位並沒有發生方向性的逆轉，而且美元所受的束縛反倒減少了。但也應該看到的是，這也為國際貨幣的多元化創造了條件，為各種不同的貨幣之間的競爭提供了一定的可能。
人民幣國際化，是“推”進的還是中國綜合實力到了一定階段後的必然結果？
徐秀軍：
說到這裏，應該談一下我們自己的貨幣——人民幣的國際化問題。
這大半年來，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議論又達到了一個新的熱度。做一些國際比較就會發現，人民幣國際化可能首先要麵向發展中國家。現在讓歐美使用我們的人民幣或者儲備人民幣，可能並不現實。人民幣國際化，要把它看成一個長期的進程，要從周邊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做起，等到將來中國的實力到了一定程度，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才能真正實現。還是那句話，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實踐要跟中國自身的實力相適應。
剛才說了，美國GDP超過英國與美元代替英鎊成為世界貨幣，經曆了幾十年的時間。如果人民幣想做計價貨幣、儲備貨幣——而不隻是結算貨幣，可能這個路程比一般人想象得還要遠一些。從曆史看今天，會看得更清楚些。
同時我們也要反思：目前人民幣的國際化，是我們“推”出去的還是中國綜合實力到了一定階段後的必然結果？如果現在加大力度去“推”，能不能取得相應的效果？我認為，現在政府應該把重點放在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一個良好的國內國際環境上，而不是簡單地在人民幣國際化做大做強上使勁兒。一方麵，很難說在這點上有什麼好的措施；另一方麵也得想想：這樣的努力會不會適得其反？現在人民幣國際化這個話題很熱，而且多數人主張繼續加大力度去“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要冷靜下來思考：當前所“推”的人民幣國際化給我們帶來的收益究竟有多大？不能為了國際化而國際化，如果這樣，人民幣國際化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
人民幣國際化包含三個層麵——結算貨幣、計價貨幣還有儲備貨幣。如果去“推”，隻有第一個方麵有能力去“推”，但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後兩個層麵，而這兩個層麵現在是很難去“推”的。之前在敘利亞問題、伊拉克問題上，都聽到過“放棄美元計價”的說法，但並沒有成為現實。本來說中日之間要簽訂一個貨幣合作協議，但釣魚島問題尖銳後，也就黃了。
沈銘輝：
我同意秀軍講的，以人民幣去計價、定價，這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最關鍵處。如果國際上流通的大宗商品完全可以用人民幣來定價，而不是用美元，那人民幣才真正具有權利背景。這是一種市場自發的結果。想要人民幣國際化，我們國內也得改革，這是一個係統工程。到最後，實際上很多改革的內容是國內改革。
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按照符合中國總體利益發展的規律來進行，而不是說出於某種局部的利益考慮。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更多的通盤經略。
G20、BRICS帶來了全球治理平台的變化，影響深遠
任琳：
兩位把各個領域內經濟治理的情況都談得很清楚了，那我就談點兒經濟治理平台的內容，主要談談G20和金磚合作。G20成立於1999年，但是真正開始發揮作用是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發展成全球性金融危機，使全球各國認識到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所以就開始談如何使G20更好地發揮作為重要全球經濟治理平台的作用這個問題。因為它是一個相對比較新的全球經濟治理平台，所以我想在這裏談一下它獨特的新特征。
首先是非正式性。以前我們在談國際經濟合作平台的時候，都是要看它的機製化程度、秘書處設置以及工作人員的選拔。盡管G20是這兩年來發揮重要作用的全球治理平台之一，但是它並沒有常設的秘書處和固定的工作人員，很多倡議都是要依靠其他國際組織、國際機構去實施。所以說它具有非正式性，而正是這種非正式性為成員國提供了很多自由交換意見、自由交流的機會，使一些問題可以全部拿出來在這個平台上暢談。
徐秀軍：
我插一句。對這個非正式性特點，我們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戰後建立的IMF等國際組織，都是非常正式的。現在出現了這麼多的非正式組織，原因是什麼？我想應該是表明：很難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完全主導建立一個正式的全球性國際組織。這就說明，現在任何一個國家要想在國際經濟體係中達到說一不二的地位，已經不太現實了。第二個能說明的問題就是，現在的國際經濟體係還處在調整、變革和轉型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