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侵中國日本演序幕 意退讓介石定決策
地處亞洲大陸東北邊緣的島國日本，自從十九世紀後半葉實行明治維新以來，引領東亞各國發展之先。這一路走來，是其國力、國土、經濟、軍事不斷發展和擴張的過程。從吞並鄰國硫球，到染指鄰國朝鮮，並與大清帝國決戰甲午，強占中國領土台灣；再到1905年的日俄之戰，打敗了號稱歐洲警察的俄國；1910年吞並朝鮮；一戰期間，取代了德國在亞洲及太平洋島嶼的占有權，使其在太平洋上直麵美國。整個過程是其不斷擴張的曆史過程，也是當時世界強權政治下列強發展的一個縮影。更是日本侵略野心不斷膨脹的過程：進一步擴大並占有更多地盤，擴充國土麵積，從朝鮮半島到南洋諸國；從大陸到太平洋群島，尤其是侵略並肢解地緣大國中國，成為日本侵略集團的既定戰略。
我國東北幅員遼闊，資源豐富。其東麵和東北麵隔烏蘇裏江、黑龍江與蘇聯接壤。東南隔圖門江、鴨綠江與朝鮮相望。西南一端與關內河北省緊密相連。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富足的自然資源，一直為列強所垂涎。尤其是小日本利用其和中國鄰近，時刻不忘侵略中國。
其實日本在世界各國中它並不小，作為島國，它的國土麵積比大英帝國的麵積大得多；從人口方麵看，它更是比西方列強中的英法德等國的人口多。所謂小日本，本人認為有幾個方麵的因素：一是相對於周邊國家，中國的國土麵積相當於它的數十倍，日本隻相當於中國的一個中等省份的麵積；二是人口比中國少；三是日本人的身材矮小。
但自從甲午戰爭，日本這個小石頭打破了中國這個大缸以後，其國力日益昌隆。有了中國賠償的兩億多兩白銀，再加上俄、英、德三國幹涉，雖然迫使日本交出了遼東半島，但日本又獲得了3千萬兩白銀的賠償。3千萬兩白銀，相當於整個日本當年一年的財政收入。由於中日甲午戰爭，讓日本認識到對外侵略戰爭，是個十分賺錢的買賣。
有了中國這數億兩白銀，日本軍力直線上升，1904年至1905年，日本與沙皇俄國在我國東北，進行了一場爭奪遠東霸權的戰爭。日本打敗了沙俄，奪取了東北南部的大片土地。在一戰期間，日本作為參戰國，奪取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並且作為巴黎和會中的英美法日意五強，參與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列強行列。
但日本侵略者的心態一直不平衡，它對於這個“小”字耿耿於懷。染指中國，稱霸亞洲，進而象大英帝國的“日不落”一樣，無限度地擴張，成為其統治集團的終極目標。日本帝國主義繼把朝鮮半島吞並後，又把中國的遼東半島改稱“關東州”，設立殖民統治機構“關東都督府”，作為它侵吞東北、進而滅亡中國的一大據點。1906年，以經營南滿鐵路為名，在大連設立了“南滿鐵路股份公司（簡稱滿鐵）”，並以“保護”南滿鐵路和日本僑民為借口，日本兩個師團賴在中國東北不走，於1919年正式命名為“關東軍”。
關東軍用刺刀維護著“滿鐵”的掠奪，據統計，滿鐵從開業到1931年，24年間純收入增長19倍，共獲利8.3億日元。尤其是關東軍，成為陰謀吞並東北的一支最野蠻的殖民侵略軍。
日本在東北勢力急劇擴張，其總投資約占各國在東北投資總額的73%，占日本對外投資的60%以上。此時的東北地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麵積113萬平方公裏，相當於日本國土的3倍，人口3433萬。
日本內閣多年以來，一直在積極策劃獨占“滿蒙”的陰謀。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所謂“滿蒙”政策。會議製定的《對華政策綱要》公開提出：中國滿蒙，特別是東三省，對日本在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萬一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受到損害時，日本將“不失時機地采取適當措施”。
東方會議還有一個秘密文件，就是7月25日田中義一向日本天皇條陳的“滿蒙積極政策”文件。主要內容是闡述對中國的侵略方針政策，史稱《田中奏折》。“奏折”公開指出，“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1928年底，張學良頂住日本的壓力，使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在東北上空飄揚。東北易幟，沉重打擊了日本妄圖把滿蒙分裂出去的陰謀。日本政府認識到，要把滿洲變成殖民地，不用武力是不行了。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到來之後，日本滿鐵經營每況愈下，日本財閥強烈要求，把“滿蒙置於日本統治之下，利用中國東北的資源和市場，擺脫經濟危機”。
1929年至1931年全球性經濟危機，對日本的影響巨大，自1914年以來，日本人口由5000萬增加到7000萬。生活費用不斷上漲。稻米的生產停滯不前，輸入糧食又很昂貴。原糧和國外市場的需要日益迫切。在經濟蕭條期間，英國和其他40個國家都覺得，不得不采取限製政策或關稅政策，抵製以不同於英美標準的勞動條件生產出來的日本貨物。中國一向是日本棉織品及其他工業製品的主要輸出市場，幾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鐵的唯一來源。因此，確保對中國的控製，成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標。
1929年4月，日本法西斯骨幹分子石原莞爾中佐，在《扭轉國運的根本――滿蒙問題解決案》中，極力鼓吹“為了消除國內的不安，需要對外進擊（指戰爭）”，“隨著滿蒙的合理開發，日本的繁榮會自然恢複”。
1931年3月，關東軍高級參謀板桓征四郎大佐，在日本步兵學校的講演中進一步提出：“滿蒙對帝國的國防和國民經濟生活，有著很深的特殊關係。是日本國防的第一線。”他認為，從中國的態度來看，“如果單純地使用外交和平手段，終究是不能解決滿蒙問題的。”
5月29日，關東軍司令菱刈隆大將在對部下的訓示中提出：“唯滿蒙之地，對帝國國防及生存，具有極深遠的特殊關係。日本要打開現狀，謀求國運的發展，第一步是從根本上解決滿蒙問題。”
在此期間，在東北地區相繼發生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日本利用“中村事件”大作文章，製造侵華輿論。
中村震太郎為日本帝國參謀本部情報科情報員，陸軍大尉。1931年3月初，他偽裝成農業專家，假冒“黎明學會幹事農學士”，到中國東北興安嶺地區進行軍事間諜活動。同中村一起的，還有日軍退伍騎兵曹長井衫還太郎，1名擔任向導的蒙古人和1名白俄分子。他們偽裝成中國人模樣，持日本居留僑民護照，借遊曆考察為名，到興安嶺、索倫山一帶進行軍事地理調查。同月21日，在返回途中，經過興安區佘公府時，被東墾軍第3團連長王秉義扣留。從四人身上搜出其間諜活動的各種證據，便密報張學良，張令“滅跡保密”。王秉義於6月25日將中村等4人秘密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