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代》雜誌社社長說：“中國為1億美元答應把112萬5千名日軍牽製在戰場上，讓日本龐大的海軍繼續封鎖中國海岸，使侵略者向鄰近的美國勢力範圍的進攻放慢了速度。按照這種價格，這筆買賣是非常合算的。”
同時，史丁生和馬歇爾同意調撥100架殲擊機幫助保衛滇緬公路。這些措施旨在使中國能繼續戰鬥下去，有助於製止日本向南攻擊法國、荷蘭和英國的領地。
12月29日，羅斯福發表“爐邊談話”，把中國列入民主製度的範圍，並高度評價了中國的抗戰。他說：“在亞洲，中華民族進行的另一場偉大的防禦戰爭則在拖住日本人。”“我們有些人樂意相信歐洲和亞洲的戰爭同我們無關。然而，不使歐洲和亞洲戰爭製造者得以控製通向本半球的海洋，乃是對我們最為生死悠關的問題。”
“經驗證明，任何人都不能靠撫摸把老虎馴服成小貓，不能姑息殘忍行為。我們必須成為民主製度的偉大兵工廠。”
月底，羅斯福要求外交、財政部及陸海軍各部門，尋找可行途徑，向中國盡可能提供軍事援助，他本人同陳納德等商談了各種秘密空戰計劃。
1941年1月6日，羅斯福向國會提出《軍火租借法案》，此法案是為援助英國而提出的，但國會允許總統向其認為對美國至關重要的國家租借武器和物資。3月15日，羅斯福發表講話說：“億萬中國苦難人民，在抵抗割裂其國家的奮鬥中，已表現出非常的意誌，他們通過蔣委員長要求美國的援助，美國已經說：“中國應當獲得我們的援助。”
美國宣布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後，蔣介石即催促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兌現。3月31日，宋子文向美國正式提出三項具體援華辦法：幫助中國建立有一千架飛機的現代空軍，由美國提供飛機、技術訓練和飛行員；幫助訓練並裝備中國陸軍30個師；幫助中國修整及建設滇緬公路等對外交通補給線。4月26日，羅斯福打電報給重慶國民政府：“業已批準4500萬美元的對華援助，包括有鐵路、交通器材、卡車、汽車、兵工器材等類。至於飛機和其他項目正在研究中。”
已經走上了不歸路的汪精衛了解到，日本軍部與“興亞院”的真實意圖，無非是借汪建立一個與“滿洲國”一樣的傀儡政權，用中國人代日本人奴役中國人民時。汪大失所望，感到十分尷尬，氣得嗷嗷叫，經常對左右人員發泄積澱的怒火，特別是褚民誼之流。
繼近衛之後的平沼內閣，對汪偽的態度非常冷漠。此時日本侵華戰爭，因占地之廣，防守之難使日本兵力明顯不足，傷亡不斷增加，日本軍隊已經深陷在困境中苦苦掙紮。為了有效地鞏固在中國的“戰果”，他們一方麵從事戰爭，另一方麵日本外相鬆岡洋右又親赴香港與重慶方麵進行密談。侵華大本營“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也派今井武夫在香港與宋子文商談。
汪精衛以為日本會在“近衛原則”下，既主動撤兵又不要賠款，到頭來是，日本人壓根就沒有正視汪精衛之流的存在。1939年9月21日，周佛海在華北日軍最高司令官多田駿的宴會上，發表了“一部分日本人欲殺餘，一部分中國人亦欲殺餘”的悲愴演講。從側麵暴露出賣國賊們像喪家之犬一樣的悲愴心境。
急於登上寶座的汪精衛隻好屈膝忍辱，提出日本政府隻派特派大使，也不呈遞國書。
日本政府不阻止汪偽政府發表宣言，但日本不發表宣言響應，既不同意，又不反對，模棱兩可，令汪派哭笑不得。氣急敗壞的周佛海有苦難言，如果得不到日本人的支持，則寧可不成立汪記政權。最後，影佐禎昭等與汪精衛直接麵談，決定日汪兩方同時發表宣言，可日本政府不發表承認汪偽政權條件，僅僅保證不出近衛聲明。
月底，日本出爾反爾，仍堅持隻派特使而不遞交國書。汪精衛此時也隻有讓步，隻要求日本先派出特使，作為事實上的承認，再派出全權大使，作為“法理”上的承認。
先於汪偽之前成立的“臨時政府”及“維新政府”都有背景、有支持者。北方的“臨時政府”，有土肥原及日本軍部為其打氣撐腰。汪偽政權要成立政府，就隻有與他們同流合汙，而不是獨占鼇頭。
1939年9月21日，汪精衛不得不對“維新”、“臨時”兩政權及其首腦人物王克敏、梁鴻誌發表聲明，本黨為完成重大使命計，對於既成政權，消除已見，更謀群策群力，共濟艱難，實為事理所當然。深信從此必能相與致力於和平之實現，憲政之實施，此所引為欣慰者也。宣言的發表，宣告了三個偽政權已是一丘之貉了。
“國旗”問題又成為難點。
汪偽政權自然想欺世盜名沿用青天白日旗，日方反唇相譏。日本對華作戰的意圖，就是打倒青天白日旗，汪偽政權仍舊懸掛青天白日旗，日軍軍心一定會受影響。
汪派為了保住已是漢奸賣國賊的假麵孔，認為“國旗”決不能變，汪偽政權的出現不稱“建立”，而是“還都”。日方與汪偽爭得麵紅耳赤，相持不下。最後周佛海親自赴日才獲得一個非驢非馬，滑稽可笑的折衷辦法：在原青天白日旗上，另加三角形飄帶，以避免作戰時混淆了目標，飄帶上書“和平、反共、建國”，不與國旗縫在一起。周佛海還要求最起碼在政權門前懸掛旗幟，三角飄帶不要在青天白日旗之上，而用兩個小竹竿交叉此三角飄帶，置於青天白日旗之下。從而解決了旗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