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7日是個響晴白日，上午10點多鍾，我正身體健康、興高采烈地和搭檔大馬塑造一個表情端莊的女人民教師。這時，我的126BP機叫了起來，那聲音仿佛比平日高出許多。我滿懷怨氣地撥通公用電話，我弟弟小龍焦急的聲音從那頭竄過來：“爸病了，在鐵路總醫院，你快過來，打的過來！”
我心裏一陣顫抖，幾乎是小跑著來到馬路旁，這會兒那廉價麵的一輛也不見了，我打了一輛對於我而言過於奢侈的夏利。記憶中，直到1991年4月7日之前，我從未打過出租車。連麵的也沒打過。
眼前陽光燦爛人來人往，腦海裏一片空白。車載著我來到鐵路總醫院門口時，小龍迎上來，扒著窗口帶著哭腔說：爸死了。我見他悲痛的閘門就要打開，便冷靜地說：噢，看看去吧。
這天是周日，沒什麼人看病，我們走到一條昏暗的走廊中部，我妹妹萍子迎上來，流著眼淚說：“哥，爸死了，讓340路車給耽誤了。爸坐在車上發病了，他們不給拉醫院搶救，給拉汽車總站，把爸扔在鍋爐房好幾個鍾頭……”
父親躺在牆邊的擔架床上，穿著半舊的藍色鐵路工人製服，半睜著眼，半張著嘴，蠟黃的臉，額頭滲出淡淡的血痕。有生以來我還是頭一次如此迫近地觀看父親。父親死了嗎？爸真死了嗎？這就是死嗎？
思緒一閃而過，弟弟妹妹還等我拿主意呢。我伸手把父親冰涼的眼皮輕輕合上，萍子在一邊說：爸是不是還沒死，再救救吧。我殷切地看著坐在一旁的值班醫生，走廊一片沉寂，醫生的回答平靜隨意：來時就死了，送太平間吧。
無可挽回，剛60歲，開了一輩子火車的父親，生命終止在公共汽車上。父親4月7日這天出行，是去沙河三伯（滿族稱“叔”為“伯”）家，給奶奶掃墓，順便和在北京工作的幾個弟弟聚聚。父親是長子，又是孝子，為了這個孝字，他夾在我奶奶和我媽兩個臉色同樣陰沉的女人中間忍過了一生。
我家祖上隸屬滿洲鑲白旗，以軍功世襲將軍爵，衣食都是鐵的。民國伊始，鐵杆莊稼斷了，日子漸漸衰敗。不過在父親童年時，家境尚好。身為長房長孫的父親備受祖母寵愛，想要什麼說一不二，一不高興就掀桌子。父親的爸爸我的爺爺，是個遊手好閑之輩，父母管不了他，退而求其次，說隻要他不抽大煙逛窯子，幹什麼都行。還好，爺爺那會兒愛踢足球，別的嗜好沒有。日久天長，家產漸漸掏空。我不知道當年爺爺的爹媽是怎麼想的，竟把最後一點積蓄拿出來讓爺爺這個玩家去做生意，結果是全部賠光。
1944年，父親14歲，小學畢業那年，考入豐台機務段，當了一名童工。
童年時嬌縱任性的父親以14歲的少年之軀挑起了生活的擔子。這個事實讓我感到難以言說的震撼。不知道那年月，每日奔走於豐台——崇文官帽司胡同的父親——一個手拎飯盒，穿著鐵路製服的童工心裏在想什麼。二嬸告訴我，爺爺對家庭毫無責任心，那時在外傍了個相好，所以，少年父親心中立下一股誌氣：你不管這個家，我要把這個家擔起來！
由於父親，我們這個破落戶得以延續。我想，在那個困苦的年頭，父親心中可能不存在痛苦：每天上班去下班回，發了錢如數交給他媽。看著一家子用上了自己掙的錢，身為長子的父親心中會自豪吧。那時，父親的工資有時以實物支付，發一袋洋麵，父親便從豐台坐火車在前門車站下車，扛著麵走幾裏路回家。
伴隨父親一生的痛苦是他的婚姻與家庭的矛盾。他結婚之前，奶奶是一家之主，他掙的錢全交給奶奶。結婚之後，他在豐台安了自己的家，這樣一來，他每月把錢全交給奶奶便不合適。他是怎樣安排財務，我不清楚。從小生活在奶奶家的我對父母的關係所知甚少，童年的記憶僅僅是父親每月15號發工資這天，下班後就騎車回北京，把該給的錢交奶奶。父親吃素，每回來北京，奶奶給他做的飯，通常是白菜或韭菜雞蛋餡餅，父親吃得香，但沉默寡言。那時我和小夥伴在樓前樓後瘋跑，一見到父親那輛捷克自行車，我立刻不玩了，飛跑回家。
父親這時或是喝茶、或是吃餡餅。我站在一邊，崇敬地看著父親，可他不和我說話。那會我覺得火車司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職業，因為父親是火車司機。我們住的車公莊樓西邊有兩股鐵路，從西直門通往豐台。鐵路邊是我們常玩的地方，望著奔馳的列車，我曾不止一次幻想，要是哪一列車是父親開的多好。
不久，心中的企盼竟實現了。一天下午，我在外麵玩，突然奶奶扯著喉嚨喊我，我跑到樓下，奶奶在陽台上說，你爸來了，火車在鐵道那兒呢。我狂喜地飛奔至鐵道邊：黑黢黢的蒸汽機車車頭停在鐵道上，車上的夥計問我是誰，我說我是大龍。他讓我上去，車梯很陡，他把我拎上去。車裏奇奇怪怪的搬手、開關、儀表、閘門，讓我手足失措。夥計踩開鍋爐門，房間那麼大的爐膛燒得通紅，他向裏扔了一鍬煤，讓我也試試。我鏟了一點煤，踩爐門踏板，踩不動，夥計一腳踩開，讓我把煤扔進去，我的心快活成一攤爛泥，車下麵鄰居的孩子眼巴巴地望著我。